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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858)

  毛泽东讲完后,博古作第二次检查,说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然后,他检讨了教条宗派形成的历史和个人的错误。[711]

  11月15日 孟庆树给任弼时、李富春写信并请转毛泽东及中央各位同志,否认他曾向李国华说过“王明之中毒是中央或中央某某人所为的问题”。她承认“虽然由于我自己心地狭隘,脾气不好及党性不强,和由于我对王明病重的焦急情绪,以及由于有时药品异常困难——尤其是去年肝胆病重时,连一点葡萄糖的注射剂开始时也找不到——等原因,我承认我有些牢骚,这点,我在那天的大会上也已向中央和大家同志承认过错误,现在,我愿再一次地向中央承认我的这个错误,愿意受到党的处罚和教育”。但她接着“声明:第一,我从来也未对中央对党不满,第二,我从来也未样样不满和经常不满,相反地,有时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化了很多钱,尤其是在生活各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去电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同志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不安的。假使说我有时还有些牢骚,王明同志确连牢骚也未有过——在治病方面”。最后,她“再一次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将来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爱获[护]之下,王明还有恢复健康重新为党工作之可能。并将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与帮助之下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712]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王明被划在托派分子之列,根据中共中央主席过去的讲话来看,托派一直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由于忠于共产国际、忠于抗日统一战线而正遭到严厉批评的王明,倒成了个托派分子了!”[713]

  11月下旬 任弼时在中央学习组的会上,总结了他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的经验教训,剖析了认识发展的过程。[714]

  11月27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整风检查。其中谈到:王明路线的本质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在形势估计上,是速胜论、外援论;战略思想是外援论、唯武器论;在统战工作上是投降主义,中心是放弃领导权,取消阶级教育和党的独立宣传;在党的关系上是把党作为私人工具,取消党的正确领导,与延安中央闹独立性,准备使“武汉中央化”。归纳起来,这就是“抗战中的机会主义,统战中的投降主义,党的问题上的取消主义,故本质上是较老陈独秀主义坏得多了”。[715]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716]

  11月27日[717] 给毛泽东写信说:“我请求你最近几天内来我处谈谈,并请抽出较久点的时间,我迫切地期待着,如何?”

  11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李富春前往与王明谈话,说很快就要召开党的七大,所以组织了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700余人一起学习,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的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检讨教条宗派主义的错误问题,其中也讨论到王明的问题,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718]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王明卧病在床,而康生又竭力使他同外界完全隔绝。在这种情形下,局势的发展对以他所代表的整个政治路线,越来越不利了。

  政治局一次次地召集会议。现在的这次扩大会议在分析“莫斯科派”的错误。

  王明被指责为犯有种种滔天大罪:使“机会主义倾向”在中共党内扎根的,是他;(伙同博古、周恩来、洛甫等人)向国民党采取妥协而阻碍了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据说也是他。要知道,那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而非其他任何地方,他被戴上了“国民党帮凶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他们用最卑鄙的借口,来证明王明的“反革命行为”——他在上海被捕后获释,这里面有鬼。就以这作理由证明他“背叛”了。

  此外,他们还指责王明忽视共产党开展斗争的民族条件,因而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观点。一些受到中央委员会谴责,说他们在王明任中共领导人时期犯了错误的人,污蔑起王明来最为恶毒。

  叶剑英、洛甫和周恩来毫不迟疑地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有害的,极其错误的,他们的发言都肯定了“王明路线”的破产。

  为了巩固斗争的成果,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迫不及待地出版了题为《两条路线》的书。只需对该书略加浏览,便足以看出,它是专门为毛泽东对王明的“有害”政策(“机会主义”)进行斗争服务的。[719]

  11月底至12月初 周恩来在中央学习小组会多次作整风发言。对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和思想认识,进行了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抗战时期,他认为在区别对待各种政治力量、执行党的隐蔽方针、开展统一战线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绩。缺点是在初期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对王明的机会主义有容忍和退让的地方。[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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