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对我曲意奉承，但也藏不住他内心的胜利的喜悦。他想打动我，使我觉得我们即使不是朋友，也是同志，我们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误解。
康生说王明的身体好多了，脱离了危险期，因此不必再为他担心了。他说：“王明比王稼祥的身体要强得多。”
我问他何以如此肯定。
康生作了解释。原来，元旦期间，中共中央主席看望过王明两次，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因而确信王明身体还不错。而且这还不算，在毛泽东看望之后，周又去看了王明，他们谈了足足五个小时。
康生说，这是王明身体健康的最使人信服的证据。
康说：“他的病几乎好了！”
对康生来说这特别重要，因为他有蓄谋毒害王明之嫌。季米特洛夫的来电，说明莫斯科是知道底细的。因此，康生需要找证据来释嫌。现在事情简单了：王明只是有点病！人们干嘛还要老谈论这件事呢？[747]
2月2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统一了对五个重要问题的认识：（一）陈绍禹、秦邦宪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为有“国际”承认，应该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是做得对的，也应该承认它。[748]
2月26日 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与王明谈话，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些什么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这时他刚刚了解到中共中央关于他的错误的结论，感到颇难理解。[749]
2月27日 写信给周恩来，感谢周昨天的谈话，表面上虽感谢周恩来给了他“如何反省问题的宝贵的启示”，但又很不服气地提出一系列问题，“以供为你下次来我处谈话时更便于给我以指示”：
（一）关于四中全会至9月20日决议期间的路线错误问题，我有下列两点，请你考虑给我解释：
（1）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
（2）既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总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四中决议为米夫起草的，冲破二次围剿后的决议，是博古写的，九月二十日决议也是博古（或李竹声）起草的，绝非我起草的，因你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俩早已不参加任何会议，并且临时中央局已经成立了，我绝不会和不能起草决议（这决议是由当时中央局各同志及我和你大家看过改过的则是事实），同时，也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四中前后至顾顺章被捕前，我作江苏省委书记，向忠发被捕，你和我即不能参加任何会议，我两个月住在医院，两月住在陈云同志处前楼上，我和你每月接头一次，我未担任中央任何部门工作。）
当然，我并非推卸责任。我认为从四中全会我当选为中委和政治局委员后，我对中央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而那些由我看过和同意通过的文件，如其中有错误缺点，更应负一个政治局委员应负的责任。
（二）关于在莫斯科做代表时期的工作——我自信虽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缺点，但决无大过……此部分问题，虽中央不准备作结论，但我必须反省和说明清楚。
（三）关于12月会议及武汉时期问题——中央虽暂不作结论，但我认为和中央谈清楚，弄清是非，使我了解真实而具体的错误何在，对党的政策了解，对我的教育只有好处。
我深信在毛主席所坚持的调查研究事实事求是的作风及现在强调的全党团结精神领导下，党会弄清楚一切问题的是非真相的。
请你再抽时间来和我谈一次……
3月2日 周恩来将王明2月27日给他的信送交中央各领导同志阅，并说明：“本星期一与王明同志谈了一次，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了解问题，我劝他反省，他要求再谈。现将他的来信送阅。”[750]
3月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的错误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反映到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由于这种思想而产生的错误，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在四中全会后到中央工作的同志，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革命，却认为自己似乎是很高明的。这也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后党内斗争的错误方针，因此要采用宽大政策，否则便成了四中全会的学生，便不能弄清思想问题，吸取经验教训。”他还说：“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对六大决议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是没有争论的。争论是在没收后博、洛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种倾向。我们对问题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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