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信的下面，王明便从各个方面赞扬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之后，信中接着说：“把这个决议的立场和方法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路线作为检讨的武器，立即就可以发现我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错误及其根源来”，并以他1930年10月到11月写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为例，作了检讨，说：“所有这一切，就证明了这一决议所指出的在我的反立三路线小册子中存在有‘左’倾路线的各项主要纲领，因而小册子有‘左’倾路线的错误，是正确的。”信中还检讨说：“我在小册子中所提出的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意见，是从何而来呢？是从分析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根据当时中国人民的具体要求而来的吗？绝不是的。它是从抄袭各种决议而来的。”在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这一点之后，信中接着说：“我之所以犯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的错误，也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基础，完全不懂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全不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以及简直不懂国际经验和民族传统的结果。尤其是由于没有群众工作经验和没有群众观点，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出身的劣根性作祟的结果。”
信中还说：“再次，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三个基本认识，就是它把许多历史问题作了新的认识和估计。”接着说，过去认为三中全会没有解决“立三路线”的问题，现在认为三中全会已正确地纠正了“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因而认为三中全会的继续反对‘立三路线’和把三中全会决议当作调和路线来反对，是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并造成了当时党与团的严重危机”。并声明说：“在1930年11月20日～12月20日左右期间，在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到上海后，我和其他教条主义的同志们，的确未能认识到中央已接受国际来信而应对中央加以帮助和掩护，而仍提出要求中央召集紧急会议，以便改造党的领导机关的错误主张，并进行了为实现此主张的一些活动。这从今天正确的眼光看来，是不对的，是不足为法的与党不利的活动。”当谈到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错误时，信中说：
过去由于以为四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并反对了罗章龙右派，实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办法，尤其是以为四中全会后中央苏区红军冲破了敌人的四次“围剿”，因而认为四中全会是对党有很大功绩的会议（如我在国际十三次全会演讲中就是这样吹嘘四中全会的）。现在认识三中全会已纠正了立三路线错误，认识了四中全会既过分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如停止了立三同志的政治局委员，罗迈、贺昌同志中央委员等），和完全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如停止秋白同志的政治局委员），又很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的大多数同志（如不久后英勇牺牲的何梦〈孟〉雄同志等），而中央苏区红军冲破敌人的四次“围剿”胜利，现在知道了不是执行四中全会错误路线的结果，而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实行其正确路线的结果。同时，知道了四中全会后派去各苏区的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机关不仅未能起加强苏区领导和有利苏区工作的作用，相反的，闯下了许多滔天大祸！尤其重要的，由于四中全会选举的结果，使我这个带有教条主义的“左”倾错误的人，走进中央领导机关中去，构成一个严重的错误。而我自己在四中全会上未能如在四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一样要求不要把我选入中央及其政治局作委员，更是莫大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因此，四中全会的确不仅是对党毫无功绩，而且是并对党造成严重错误的会议，是使“左”倾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成为“左”倾路线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开始的会议！我对于七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这些新的认识和估计，表示完全服从和同意。同时，我应该声明，虽然四中全会前后我主要的是作江苏省委书记和代表中央管理江苏工作；虽然四中全会决议及其后的中央5月9日决议和9月20日决议等，以及对四中全会本身（如选举及处分问题）及其以后的组织问题（如派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机关到各地等）都没有提出过任何具体的意见；但是，我是反立三路线及反三中全会领导同志的所谓调和路线的有“左”倾路线错误的小册子底主要写作者；是在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及政治局的委员，对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在政治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对四中全会本身及1931年9月底以前的中央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决定都曾经同意；所以同意中央的指示，我对四中全会至9月底以前这一时期（9月25日我即动身赴苏联了）的中央错误，应负主要的责任。
在1932～1935年期间，虽然在共产国际领导的教育和帮助之下……在有些政策问题方面与当时当权的其他教条主义同志有些原则的分歧……在遵义会议前我并未能经过国际去帮助中央改变其错误的路线；所以我对这一时期中央领导所犯的各种错误，仍负有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驻国际代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应负的责任。至于我在武汉时期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问题，因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此时来不及自我学习和自我反省，此后当遵循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尽可能地去学习和研究抗战时期的一切思想和策略问题，以便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最后，我郑重声明：中央根据七中全会这一决议的立场和精神与根据对我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所犯各种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对我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都服从接受。首先，我认为中央应立即撤销我在党内的一切领导职务（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长）和党外代表党的职务（向国民党交涉在选聘新届参政员时，不应把我再当作我党的代表之一而加以选聘）。我应该作最接近广大群众的下层群众工作，这不仅是由于我犯了严重错误而应得的处分，而且对于我的思想改造、意识锻炼及工作作风转变，是非常必要的。我决心在党所指定的任何下层工作岗位上，向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学习，向全体干部和党员同志学习，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一切从头学起，一切从新做起，以便在长期群众工作中，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于党有用的党员，为党的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一个小勤务员的能力和责任，以多少补偿由于自己错误缺点而造成的党的工作底重大损失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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