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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872)

  5月2日 苏军攻克柏林。王明得知后作七绝《苏军攻克柏林》。[795]

  5月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洛甫在大会上的发言中,“为毛泽东(从富田到整风)的所有镇压措施辩护!毛泽东想从这位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过去著名的国际主义者和王明的战友身上得到的东西,几乎都得到了”。“洛甫给他自己的朋友当头一棒,存心不良的、不公平的一棒。他不仅自己谴责王明和他以前的朋友,而且让整个党来对付他们。(‘像我这样的一些人对领袖、对中国革命问题有着共同的观点。宗派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他们想要分裂我们党,干出国民党特务干不了的事情来。我们党内有一种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倾向,这有文件可以为证。’洛甫指的是王明和王稼祥致中共七大的信件。)”[796]

  5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中共中央主席并不把王明看作党内同志,而把他看成是一个威胁到他毛泽东的名望的深孚众望的领袖。这虽不是迫害王明的主要理由,但至少是理由之一。”[797]

  5月24日 毛泽东在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中,针对很多同志提出的不选王明、博古等人的意见说:“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王明还可以选他。”中央委员会“要包含一批过去犯过路线错误但今天表示放弃错误路线接受正确路线的同志”。并说:“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已被清算,但没有彻底。凡是一个东西不搞彻底,就总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因此又出了一些乱子。第二段,从六中全会到七大,这时逐步地比较彻底地清算了‘左’倾路线。”[798]

  5月2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毛泽东这天在大会上讲话,对于选举的原则、候选人的挑选以及选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的必要性讲了两个小时。为了说服大会,毛泽东甚至说犯过错误的人更加可贵,因为他们想起所得到的惨痛教训就不会再重复错误(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经过锻炼了),而那些没犯过错误的却可能出于自信而容易犯错误。“毛讲这番话,看来是强调了选洛甫、王明、博古和王稼祥的必要性,他们都包括在候选人名单里了。”[799]

  5月31日 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说:“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以为自己是对的才要在党内党外打倒一切。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同志最近写信给我,也赞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团结全党两点,这是很好的。”[800]

  5月 写题为《所谓七大》的诗,内容是:

  四载整风七大开,毛丢马列独登台。

  不知国共战争迫,反要联合政府来。

  矛盾战时异战后,方针东倒又西歪。

  延河嘉岭烟尘暗,一马横行万马哀。[801]

  6月9日 经过毛泽东的动员,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王明得321票,仍然当选。

  6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王明得321票,博古275票。”“博古和王明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王明和王稼祥没有在大会上讲话,但是写了书面检讨,承认他们在党内犯了所谓的错误。”[802]

  6月1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由于发生了争论,原定在5月20日前后进行的选举,到6月9~10日才举行。代表们要求列入名单的每个人要有个小传,有些问题要作出解释,等等,等等。”“因此,选举就具有清算的性质(应该记得,这些干部都是在整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问题,又从头讨论一次,他们又在各小组会上受到恶毒的诽谤。”[803]

  6月 毛泽东在同师哲谈话时指出王明错误的实质。

  师哲回忆说:“王明错误的实质到底在哪里呢?1945年6月的一天,我跟毛主席从枣园出来,赶赴杨家岭参加‘七大’会议。在延河岸边,我们边走边谈大会上的种种情况,随之谈及王明错误的实质。相互议论间,涉及到他的这点或那点错误性质,然而仍未超过我对各项文件所谈及的那几点。”“毛主席从我的话里揣摩出了什么,摸准了我的思想不明亮的关节所在,于是只用一句话就打开了天窗。他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我一听这话,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觉得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这就是毛主席同王明的根本区别。王明对共产国际采取盲从、教条主义式的、生吞活剥的态度,盲目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他是到斯大林那里领钦令、接圣旨,硬套到中国问题上。如果说斯大林对中国许多问题没有弄清楚的话,倒不如说王明从未介绍、解释清楚;反而将斯大林的指示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不问情况照搬。而毛主席则不是这样。”[804]

  7月初 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访问延安。随后在他的《延安五日》中说:他曾“走访若干老友,陈绍禹,吴玉章……绍禹在养病中”。[805]

  7月24日 根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提出的修改意见,又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修改。其中和王明有关的几个重要改动是:第一,对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左”右倾向的叙述,增写了八七会议,并对第一次“左”倾盲动路线、六大、立三路线、三中全会、新“左”倾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及其向苏区白区派遣中央代表、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五中全会、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与长征等重大事件讲得更为充实和全面。第二,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内容的分析,把军事方面独立出来,增写了关于军事方面的长段文字,从而使之成为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这是这一稿最大的修改。对政治方面的三个主要错误的概括和叙述也作了一些修改。第三,在论述“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时,首次指出“左倾路线反映中国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面“在将来也可能与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其落后的一面则是在失去无产阶级领导时有可能变成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俘虏”;“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本质上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相同的”,“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这些思想的提出及论述使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析深刻了许多。[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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