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的争论，在党内也有了严重的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的一些同志，以王明（陈绍禹）同志为代表，这时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来批评和反对党的路线，并且违反党的纪律，在他们所负责的工作中擅自执行了他们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及其军事力量的暂时的弱小和国民党的表面上的强大，就错误地断定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国民党，而且必然是国民党的胜利而不能是人民的胜利，断定国民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而否认共产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他们低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幻想倚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他们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群众。他们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要求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实行让步，主张共产党人的行动一切经过国民党政府，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他们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否认‘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革命方针。他们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斗争，反对在日本占领地区放手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武装，他们害怕这样就要从抗日阵线中‘吓跑’了蒋介石国民党，而主张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以内，去迁就国民党蒋介石。他们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了很多表示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拒绝中央正确的指示。他们这种错误思想和行动，在一九三八年由王明同志在武汉负责的活动中，和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以前项英同志在新四军的工作中，曾经发生影响，因而妨碍了当时长江流域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展，并在皖南事变中造成了新四军部队的失败。很明显，右倾分子的意见是适合于蒋介石的利益而危害无产阶级和抗日人民的利益的。这是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主义在新的情况下的复活。”[190]
7月 陈伯达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而写的《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中点名批评了王明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急性病”。书中说：“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有过三次曾经在党内取得了暂时的优势，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因而使革命遭受了损失。特别是继李立三同志所代表的冒险主义之后，以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两位同志为代表的第三次冒险主义给革命的损失最大。”
12月 作七绝《王昭君（读李白、杜甫等有关昭君诗随笔）》二首。[191]
冬 作七绝《白公堤（见西湖白公堤织锦画随笔）》。诗曰：
倘若长安为宰相，西湖哪有白公堤？
人民怀念香山老，不在官阶而在诗。[192]
1952年 48岁
春 于莫斯科郊区别墅作口语体五言诗《捉放鹂》一首。[193]
8月10日 张闻天探望在莫斯科治病的王明。[194]
11月10日晚 据王明《中共半世纪》一书说，当时去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刘少奇邀他谈话，说毛泽东在朝鲜形势危急时，怎么也下不了决心派中国志愿军去抗美援朝，当他得知杜鲁门不允许麦克阿瑟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满洲地区，并把麦克阿瑟撤职时非常后悔。[195]
11月 作七律《白宫与华尔街》一首。[196]
这年 于莫斯科郊区别墅作七律《成渝铁路通车》、七律《黄河探源胜利》、七绝《玉门油矿》各一首。[197]
1953年 49岁
3月5日 于莫斯科郊区作七绝《大星顿陨（悼斯大林同志）》二首。其第一首是：
普天顿觉大星沉，忆兆同悲斯大林。
世界工农全解放，众将以此慰英灵。[198]
4月 《毛泽东选集》第3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编入书中。根据毛泽东1950年8月19日信的精神，在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处，点了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的名字。修改后的决议说：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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