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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907)

  11月29日下午4时 与孟庆树和中国妇女代表团一起离开莫斯科回国。[209]

  12月9日 与孟庆树从苏联回到北京。[210]

  12月12日 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傅连暲看望王明,说王明回来是“吉人天相”。[211]

  12月14日 致信毛泽东,说“九日晨抵京,一路尚好,请释念”;“听说主席身体健康,至为欣慰”;“三年未见,很想有机会见到主席和江青,如主席什么时候能抽出时间见我,请便中示知,以便遵示前往”。

  《传记与回忆》说:“毛泽东指使他的军委会卫生部长傅连暲发给各负责同志通知(12月14日),以王明从苏联回来身体尚未恢复为借口,禁止各负责同志来看王明同志。”

  12月15日 林伯渠致信王明:“昨晚读手书知归途健适,甚慰。今日午前打电话给孟公府二号[212],说你出去了。同时得傅连暲同志通知,说你回京后应休养一时期,暂以少接洽谈话为宜。究竟健康如何,盼告我。”[213]

  12月 董必武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各位同志要王明继续治疗休养的意见。

  本年 王稼祥有一次陪同日共总书记会见斯大林,晚宴后斯大林对王稼祥说:“王明在莫斯科养病,你应该去看看他。”而王稼祥当场拒绝去看王明。[214]

  本年 写关于毛泽东从□□□□年秋到1953年这一阶段反对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富农苏联、反党的基本事实的简要信息。[215]

  1954年 50岁

  1月28日 致信中共中央说:(一)“‘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我完全同意”。(二)“我因病不能出席四中全会,特请假”。

  2月6日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组织会议及其前后暴露出来的分裂活动,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王明与这年作诗《所谓高饶反党联盟》,否定高饶联盟的存在,说这是毛泽东的“阴谋”,其内容是:

  毛家一箭射二雕,以邓代刘罗代高。

  殃及饶潘为灭口,联盟反党只空谣。[216]

  春 于北京作七绝《小院春光》一首、民歌体《成都似北京》三首、七绝《颐和园石舫》一首,并作五律《登北海白塔》一首。[217]

  4月8日 胆囊炎和肝炎急性发作。在此之前他参加了法制委员会的部分工作,此后至9月份法委会取消未再工作。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从一九五四年四月到一九五六年一月,我连续发了七次急性胆囊炎和肝炎。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到五月。黄树则和傅连暲等从来怕承认我有肝胆病,因为这样会联系到中毒的历史。我发病后在家躺了五天,第六天不得不搬到北京医院去。医生们诊断是急性胆囊炎,而黄树则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说:‘除此以外,还有腹膜炎。’”[218]

  《传记与回忆》说:“从1954年到1956年,两年内发生了七次胆囊炎,其中四次在家里治疗,三次在北京医院治疗。这三次都是因为呕吐厉害,必须输液(葡萄糖和生理盐水)才住院的。”

  9月下旬 杨尚昆与王明谈话,说法制委员会机关取消了,关于他的工作,等病好一些的时候中央再作决定。[219]

  12月14日 致信刘少奇并请转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转述了9月下旬杨尚昆同他的谈话,并追述了回国后各同志去看他及他的病情,最后说:“像我现在身体这样的情况,当然不能担负任何比较紧张吃力和经常系统性的工作,但有时身体比较好一些的时候,若不多少参加一点工作,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不能劳动的废人,精神上是异常痛苦的……因此,我要求中央考虑分配给我某些轻轻的工作试试看。”

  12月22日 读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后,说深受“感动,为我国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兴奋愉快”,提出了两点文字修改意见。其第二点是可否考虑在绪言或第九章“同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一句后,加上“使广大劳动人民更加提高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觉悟和兴趣”。[220]

  12月25日 致信杨尚昆,说现将我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几点意见送上,请代为转交现在负责修改这一草案工作的同志参考为感。

  本年 毛泽东在给贺子珍的信中说:我身边绝无王明之流那样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放心……[221]

  本年到1956年 孟庆树整理的《传记与回忆》附录Ⅰ《王明同志的反毛斗争经过(提要)》说:此间王明“又和毛泽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抗”。

  1955年 51岁

  1月~2月底 连发肝胆、肠胃、心脏等病三四次,至4月初仍未起床。

  2月7日(阴历正月十五日) 作七律《病中忆金寨元宵》。[222]

  3月 作七绝《春梦还乡仍少年》,诗曰:

  柳翠莺黄桃杏红,故乡无处不春风,

  纸鸢竹马牧歌乐……好景何堪似梦中?[223]

  3月30日 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吉林省委副书记富振声给毛泽东并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主席团写信说,这次会议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陈绍禹身为中央委员,应该参加这次会议,但陈绍禹不到会,对党的会议采取如此轻视的态度,说明他和党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他的错误“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印发给各代表,并送一份给王明。”[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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