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 《关于同意王明继续请假治病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78页。
[225] 《关于同意王明继续请假治病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78页。
[226] 《传记与回忆》。其中所写内容与《中共半世纪》一书内容基本相同。
[227] 《中共半世纪》，第43页。
[228]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364页
[22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58页。
[230] 《传记与回忆》。
[23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80页。
[23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60页。
七 第三次到苏联
1956年1月 52岁
1月30日 再次去苏联治病，2月1日到达莫斯科。[1]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临行前，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曾去看望他。“从1956年2月1日到1974年3月27日，王明同志在莫斯科渡〈度〉过这最后十八年漫长的岁月里，绝大部分时间是因病犯躺在床上，最后十年连吃饭都是躺着吃的！”在这期间，王明同志除写诗歌200余首外，“还经常关心国内外时事”。
由于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联治病的，而且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与苏联有关方面有很熟的交往，苏联政府对王明的病给予了精心的治疗和周到的照顾。后来根据王明的要求，中国又派中医院的岳美中、李大夫两名针灸医生赴苏，协助苏联方面给王明治疗半年。由于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苏联方面的精心治疗，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恢复。[2]
但梁漱溟在1977年11月16日写的《一个英雄两个恶人》中说：王明“后因病腹泻甚剧，苏联西医束手，以闻报我中央卫生部。卫生部指派岳美中（钟秀）中医师赴莫斯科为之医治者达三个月之久。据岳君语我，陈病初非难治，一经治好，嘱其谨饮食，而陈恣意饮啖，病复作。再度为之治愈，切加嘱告，不得乱吃东西，而陈漫然不听劝戒，则又病。如是反复至再至三，岳医无奈，电告卫生部请求回国”。[3]
有的文章则分析说：“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在对王明的处理上，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一再要求王明写出书面声明，要他承认自己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头子，以便白纸黑字，办成铁案。而王明则只承认有错误，拒绝承担主要责任。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没有把事情做绝，没有强迫王明写声明书，并同意王明去苏联治病。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做绝，一是此时的王明已经不构成对其领袖地位的威胁和挑战；二是考虑到王明的苏联背景。当时中共奉行的是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如果为王明的处理问题与苏联彻底闹翻，毛泽东在此时还没有这个胆量下赌注。可以设想，如果王明不是在1956年前往苏联，而是留在国内的话，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王明的下场不会比刘少奇更好；三是感到底气不足，有点心虚。不以事实为根据，硬要把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账算在王明头上，的确有些理不直气不壮。否则，以毛泽东的强悍个性，绝不会对王明高抬贵手，善罢甘休。这个事实也从侧面说明，所谓的‘王明路线’，的确是毛泽东的指鹿为马，博冠王戴。”[4]
2月14～25日 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3月24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谈到抗战期间斯大林开始时支持王明等等。他提议写篇文章，这就是后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5]
3月 于莫斯科郊区应其子明儿之求作七律《中苏航空线上》诗一首，以记此行。[6]
春 作七绝《观赏白石老人画作漫题》一首，七律《咏日（应亮儿要求而作）》三首，七绝《寄明亮两儿》一首。[7]
4月2～4日 毛泽东在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中，在原稿“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这句后，加写了下面的话：“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年发生的，后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一句后，加写或改写成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8]
4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他还说：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应当“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9]
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谈到“第三次‘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路线”，他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第一次‘左’倾路线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倾路线从共产国际学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总的路线算是中国自己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不同了，连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都是俄国人给写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非常强调集中统一，不许讲不同的话……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给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很大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又发展到了有些根据地闹独立性，不应当由根据地自己发表的意见也发表了，应当听中央指挥的也不听。当然，这同第二次王明路线是有关系的。”“总而言之，我们党有这么一段历史，要想一想这段历史。曾经有很集中的时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也曾经有很分散的时期，不应当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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