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的第三个时期，制定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战胜了毛泽东联日联汪反蒋的汉奸路线。
在中国革命的第四个时期，提出“战时矛盾不同于战后矛盾，因而战时合作不决定战后合作”，“这条路线使党和人民认识到要准备进行新的国内战争，打倒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反革命统治，以便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详见王明著《列宁、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一文），反对和克服了毛泽东的“战时合作决定战后合作”和“论联合政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
在中国革命的第五个时期，王明同志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转变问题的路线具体化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决定意义的胜利时，就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虽然毛泽东的不要社会主义而要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在党和国家生活中占了上风达四年，但由于苏共中央的帮助和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的愿望，王明同志在1934年具体化了的这条共产国际路线，终于胜利了。
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1927年（王明同志才二十三岁）就写了《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一文，论证共产国际路线的正确，反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右倾投降主义。
在中国革命的第二个时期，1930年（王明同志才二十六岁），他是反立三路线的第一人，在1930年写了《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1932年编入《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内），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纠正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李立三路线。
从以上事实证明：王明同志是真正善于把马列主义的理论、苏联共产党的经验运用于中国实际的人。连刘少奇也不能不说：“你（王明）不管做什么工作，都会做好，因为你掌握了一件东西——马列主义。”
王明同志善于把高深的理论问题用条理清楚和普通易懂的语言说出（或写出）。他时常把非常复杂的问题讲得清楚易懂，所以他的演说和文章是很受欢迎的。
王明同志虽然知识丰富，但还是经常学习。例如1947年在后甘泉，王明同志除起草宪法，参加土改，还时常阅读黑格尔的哲学著作，用中文和俄文作笔记。和同志们下象棋，十有几次他是得胜者，并写有《象棋游戏漫谈——象棋辩证法要点试拟》一篇。
王明同志是平易近人的人。他和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者交朋友，学习他们的语言……
3月28日 苏联《真理报》刊登王明去世消息，并登一照片和《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文章称王明为“国际共运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说“在筹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以及在大会以后，王明对制定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纲领作出了重大贡献”。并说“王明是苏联的老朋友，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他的“形象将铭记苏联人民的心中”。
4～6月 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季刊）第2期刊登《悼念王明同志》一文，较详细地介绍了王明的一生。
文章说王明是“国际共运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英勇斗争的积极参加者”，“王明直到临终一直是具有原则性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杰出的革命家和为争取本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反人民的冒险主义方针的坚决反对者。他始终不渝地为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在中国革命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而斗争”，王明“一贯主张中苏两国人民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密切合作，主张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改善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王明“杰出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苏联人民的心里”。
在介绍王明生平时，文章说他1929年回到中国后，“在处于地下状态和国民党残酷镇压的条件下完成党中央交给的重大任务”；“1930年，王明在中国共产党内率先起来批评当时实际上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李立三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纲领”，从1931年底到1937年11月，“在同季米特洛夫和其他国际工运及国际共运活动家共同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过程中，王明参与了共产国际的集体理论工作和政治工作，参与了革命经验，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经验的科学总结工作”，“他和他们一起根据中国的情况制定、发展并具体阐发了列宁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并“对从理论上提出和具体实施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具有重要意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文章充分肯定了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等作品。
这篇文章大肆攻击毛泽东，赞扬王明反对毛泽东的一系列言论。说王明1935～1937年发表的一些关于统一战线的文章，“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共干部在新形势下不致迷失方向，对于克服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所坚持的扩大内战的左倾宗派主义路线，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当毛泽东企图把王明拉到自己一边来的行动没有成功时，“毛泽东就把王明选为他反对党内拥护共产国际的人和共产国际的主要打击对象”。“为了诽谤和污蔑王明和其他拥护共产国际的中共党员，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炮制了‘王明的两条路线’——所谓‘左倾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说在此幌子下“毛泽东及其拥护者同时对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制定的中共在30年代的总路线进行了攻击，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民族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倾向，并把共产国际和拥护共产国际的中共党员在制定和实施马列主义战略和策略方面的全部功劳据为己有”。并说“他相信，由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带来的目前的悲剧和灾难，也同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一样，是暂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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