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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97)

  前面说过,民初的中国本有一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习气,胡适等人要出来谈政治,部分也是因为谈文化已经有些到头的意思。常乃德(燕生)说得很形象:“已往的趋势是上山的,从工艺到法政,从法政到思想文艺;现在到了山顶以后便应当往下走”,再经政治走回“科学工艺的康庄大道”。所以他希望胡适在下山的路上也能“领着大家走”。《晨报》的孙伏园当时就反对胡适放弃文化而改谈政治,强调“胡适之”三个字的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胡适那时的反应是“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也就是说,胡适虽然认为文化与政治仍是两事,但已倾向于一种广义的文化观。到谈政治谈不下去之时,胡适的观念又变回来了。他认定“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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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在政治与思想文艺之间转了一圈,最后还是想回到思想一边来。他曾试图把文化的定义扩大,以达到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结果,后来又有所退缩。但是胡适并没有把门关死,几年后他再次把政治包容进他的“文艺复兴”的范围之内(详后)。不过,这一次胡适的谈政治,是以扫兴而终的。作为一个刚从传统的士蜕变出来的现代知识人,胡适自己对此也不是没有疑虑,他的朋友的意见也颇分歧,要皆体现了一种社会转型时过渡人物的心态。有意思的是,胡适的英美留学生朋友大多支持或加入胡适谈政治,反倒是那一班上海的“老新党”朋友如高梦旦、张元济等人“都不赞成我办报”,并“很劝我不要办报”。这两类人那种知识人想当士而士想做知识人的不同态度,再次表明民初的新旧交错有多么复杂。[57]

  这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老新党”都很担心胡适要做“梁任公之续”,都认为胡适“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书是中策;办报是下策”。陈叔通还说胡适“太和平了,不配办报”。不过,本来就想“讲学复议政”的胡适说了句老实话:“我实在忍不住了。”他自称对议政本不热心,但终因国内没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所以不能不出来办报议政。但胡适划了一条士与知识人之间参政与议政的界限:梁启超是放弃了言论事业去做财政总长,已直接参政;胡适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即虽“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却还“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在士与知识人之间,他选择了议政的知识人这个认同。

  正如《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一出来就有人担忧的那样,胡适因谈“好政府主义”而日日与北洋高官周旋,在权力核心的边缘上游移,便很难再与一般人生出交涉了。钱玄同早就说胡适太与旧的方面周旋,但以一个十年前尚流落异乡焦虑吃饭问题的青年,突然就与前任、在任或候补的内阁总理、部长们同席酒饭,放言高论,那种吸引力也不是许多人能够轻易拒绝的。胡适在意识的层面民主观念已相当强,他的确想通过“好人”的议政参政改变中国的局面,从而进到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目的。但胡适的冲动确实太多,涉及的面太广,不能完全照顾到当初最拥戴他的边缘知识青年。他自己也不能不感觉矛盾,所以有紧张(tension),有焦虑,也有困惑。何去何从?“率性”还是“作圣”?对胡适来说,或者需要一段时间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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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胡适致江冬秀》(1938年7月30日),《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第75页。

  [2] 胡适日记,1917年6—7月之“归国记”。

  [3]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5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0页。

  [4] 《胡觉致胡适》(1915年4月22日),引自《年谱》,第41页;《口述自传》,第36页。

  [5]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6页;《谈话录》,第173页。

  [6]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存》卷四,第30页。

  [7] 胡适日记,1915年10月30日;《口述自传》,第33—34页。

  [8] 《口述自传》,第36页。

  [9] 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21页;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00页。

  [10]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0页。

  [11] 胡适日记,1921年8月26日;《章洛声致章希吕》(1919年9月23日),《胡适研究丛录》,第242页。

  [12] 胡适日记,1921年5月1日、7月9日、8月12日。

  [13] 胡适日记,1921年8月4日,10月11、4日。

  [14] 胡适日记,1921年6月25、30日,8月28日。

  [15] 本段及下段,参见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7页;胡适日记,1922年5月11日;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胡适文存》卷二,第191—198页。

  [16] 转自石原皋《闲话胡适》,第66页。

  [17] 《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3日),《书信选》中册,第282页。

  [18]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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