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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98)

  [19] 《公言报》(社论)1919年6月27、28日,转引自邓野《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缘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第255—256页;关于安福系与孙中山的接近和基本接受“孙文学说”,参见李林《还“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来面目》,《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8期。

  [20] 胡适:《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胡适文存》卷二,第150页。

  [21] 胡适日记,1921年5月19日、1914年9月13日、1915年2月22日。

  [22] 《胡适文存》卷二,第147—198页;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41—43页。

  [23] 余英时:《激进与保守》,第191—192页。

  [24] 贾祖麟:《胡适》,第294—295页。贾书最后一章两个中译本都欠佳,有条件的读者最好看原著。

  [25] 《胡适文存》卷四,第14页。

  [26] 陈炯明:《中国统一刍议》,自刊本,1928;周德之:《为迷信“主义”者进一言》,《晨报副刊》1926年11月4日,第1页。

  [27] 马君武:《读书与救国》,《晨报副刊》1926年11月20日,第1页。

  [28] 《胡适致郭廷以》(1960年1月),引自《年谱长编》第2册,第508页。

  [29] 两文分别刊于《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页a-i;三集卷九,第1159—1170页。以下不再注出。

  [30] 胡适日记,1921年5月9、7日。

  [31] 胡适日记,1921年7月3日、1922年5月19日。

  [32] 《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43页。

  [33] 参见张汝伦等《人文精神寻思录》,《读书》1994年3月号,第3—13页;葛佳渊、罗厚立《谁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8月号,第58—64页。

  [34] 胡适日记,1915年3月22日;《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1925年),《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166—1170页。

  [35] 胡适日记,1921年6月25日。

  [36] 胡适日记,1922年4月7日、1921年5月13日。

  [37] 胡适日记,1921年9月21日、1922年5月23日。

  [38] 《谈话录》,第44、47页。

  [39] 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17日。

  [40]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19页。

  [41] 鲁迅:《论辩的魂灵》,《鲁迅全集》第3卷,第29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37页。

  [42] 《恽代英致胡适》(约1919年8月21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6册,第531—532页。(关于此信的日期,恽代英日记1919年8月21日记其“写致适之先生信”;次日记其“写致东荪先生信,与昨致适之先生信,皆我联络善势力,以得正当助力之企谋”;同年9月8日写给王光祈的信中,一个重点内容仍是好人应养成善势力以扑灭恶势力,与致胡适信内容甚接近,似可暂时将此信系于此日,参见《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第609—610、621—625页)类似的观点恽代英至少持续到1923年末。参见代英《怎样才是好人》,《中国青年》第1期,1923年10月20日,人民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第3—6页。

  [43] 胡适日记,1921年6月18日、8月5日。按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更多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针对“坏政府”,这一点非常重要。胡适主要针对的乃是在北大有重要影响的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他们稍后反胡适的重要原因。

  [44] 胡适日记,1922年4月22日;《年谱》,第95页。

  [45] 胡适日记,1922年4月22日。

  [46] 胡适日记,1922年4月27日。

  [47] 胡适日记,1922年5月9、14、7日。

  [48] 胡适日记,1922年5月11、12日。

  [49] 《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27—33页。

  [50] 这些反应的文章收在《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35—90页;胡适日记,1922年5月25日。

  [51] 胡适日记,1922年5月28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39页。

  [52] 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22年5月14、21、27、30日。

  [53] 《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1922年5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68页。关于士大夫一身兼二任,参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的《黄梨洲论学生运动》(1921年5月)。

  [54] 胡适日记,1921年6月27日。

  [55] 关于胡适向王内阁提建议而很少被接受,参见胡适1922年8—11月的日记;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1922年9月),《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09—128、143页。

  [56]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2—94、100、143页。

  [57] 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22年2月7日。

  第九章 落伍?暴得大名之后的反思

  胡适在1920年前后那段时间的议政,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他发现:“现在最时髦的是攻击人。凡是攻击,都是超然的。我们攻击人,从来没有受人‘怀疑’过。我们偶然表示赞成某人,或替某人说一句公道话,就要引起旁人的‘怀疑’了。”胡适这里的“偶然”用得很精确,新文化诸人那时对中国的各方面确实都是攻击多而赞成少。攻击人就始终受欢迎,只不过“偶然”不攻击,马上就不受欢迎,这最能体现中国的激进化。胡适“因此得一个教训:大凡政论者所应取之态度,只可骂人,切不可赞成人”。[1]他这句虽然是说的反话,但有此认知,难保不在潜意识中形成一种“自我禁抑”(self-censorship),不知不觉中说话就会小心许多,很可能仍会攻击更多而赞成更少。故即使有心不激进的人,也可能在激进大潮的冲击下无意中仍激进。反过来,在意识的层面,胡适一直向往特立独行的风貌,此时再坚持而说“赞成”的话或做“赞成”的事,恐怕就只有“落伍”。而胡适又是要不时“率性”的,所以他真可以说是不得不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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