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快快结婚
被党报点名后，相继收到何洁三封来信，感到宽慰。心灯接通电源，大放光明，便连夜伏在马凳上写诗。十三年后排成铅字，是为《情诗六首》，赠何洁的。三封信的最后一封，她说，看见我被点名，她很忧虑，将在8月2日前来看我，叫我到青白江去接她。上次她来看我，闹了地理笑话。她以为城厢镇就是金堂县城，便买了去金堂的车票，直抵县治所在的赵镇。到了赵镇，东问西问，她才知道城厢镇不在那里。有一位被她问路的好心人指引她去赵镇木船社找我的二妹余勋萍。二妹接待了她，请她乘车去城厢镇。这样往返之后，她才找到我家来的。这次她聪明了，只买成都市郊区的公共汽车票，到青白江下车。我去那里接她，走七公里的路程，不远。
8月1日收工下班，放下大锯以后，我向岳社长请假，说我明天要去青白江接一位女朋友。岳社长迟疑了好一阵，似乎在研究“女朋友”一词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对象”。他想问我，又怕失格，便嗯了一个朦胧，算是准许。然后我和联手罗师傅商量从明天起休假二日。罗师傅没二话，因为他刚领了工钱，要送回乡下家中去。他是个恋家者，说走就走，晚饭也不煮了，背着一筐柴，拄着一根棍，笑嘻嘻地向我道别，忙慌慌地回家去了。望着他的背影出门，我忽然感到秋天的凄凉，悄悄念出一句：“Home， Sweet home！”（“家啊，甜蜜的家！”）
这天晚上我睡不着，老是担心她有事来不成。太兴奋了，便会萌櫱种种不祥的预感，如车祸之类的，愈想愈怕。上次她来看我，距今不过二十一天罢了，可是我觉得已经很久了，久得像几十年。我甚至怀疑她是否还在，是否还住在成都鼓楼北三街56号附2号的小楼上。她不会像一朵白云吗，风一吹就散了？她是真有其人，还是一个幻影呢？我是清醒白醒，还是在做梦呢？信不过，点燃灯，从枕底摸出信来从头再看。笑一回又叹息一回，如痴如醉。廉价的“飞雁”，一支接一支，飞烟结成雁阵，绕着瓶灯盘旋，又各自飞散去。临近半夜，吹熄瓶灯，说服自己好好睡去。一觉睡得真好，醒来瞥见门缝透入白光，知道天已大亮。赶快起床，穿好。咿呀一声拉开板门，抬头一望，原来是西天的下弦月。看表，怎么，才3点过！独自暗笑，掩门上床。这一折腾，再也睡不着了。听见邻家的鸡啼，一遍，二遍。看见门缝透人的月光如银锭，从地上缓缓移到壁上，又渐渐消失。天不但不壳，倒黑下来了。临近6点，起床，扫净社内的走廊、甬道、会场、厕所，一如平日，然后回家。母亲知道我要去接何洁，早已备好早饭。母亲上次见过何洁，很喜欢她。
早饭后，忙登程。母亲送我出门，说天有雨，叫我带伞。我赶路心太切，摆手不要。中途果然飘落秋霖，衣裳尽湿。到一家茶馆内去烤干，待雨稍小，又急步赶路去。到了青白江车站，时间尚早，便去大街邮局找个角落坐下，专心读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何洁最迷这篇小说。十年前我也迷过它，记得它的结尾一句：“米修司，你在哪儿啊？”多优美的感伤，念着想哭。如今重读，兴味不减当年，而感伤倍增矣。
读完后才想起看看表。糟！10点过5分了，米修司很可能已经下车，在车站等我了！
跑到车站一看，下车的乘客都已经散去。正在徘徊，东张西望，忽听一声熟悉的“嗨”。回头望去，那边矮屋檐下，一个披雨衣的小姑娘在招手。我试着走向她，见她脱下雨衣，对着我笑。原来是何洁啊！起先她披着太长的雨衣，雨帽又覆着额，人显得小了，所以认不出，我们握着手，如旧友重逢，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还在飘微雨，便引她去邮局躲雨。她原在信上说，今天我们要去游新都宝光寺。雨还在下，当然去不成了。我们坐在邮局的角落里，互道相思之苦，视而不见眼前人来人往的拥挤，听而不闻室内混响的烦嚣声。我们竟有那么多话要说，都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与其说是要告诉对方一些事情，不如说是我们醉心于向对方展示自己的趣味和性情，观念和梦想，而展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我们都是诚实而有弱点的人。我们没有想过，这一句话说出去了，会给对方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好的或坏的，有利的或不利的。我们都不掩饰自己的短处，包括可笑之处。“给你看一样东西。”她探手入提包，含着神秘的微笑说。
接过手来，我怔住了。这是一个浅蓝色玻璃纸小包，不用拆就能看见里面包了三枚烟蒂，飞雁牌的。“忘了？”她笑问着，一把抓去，放回她的提包。
我想起了。三个月前，邱原引我去她家中，临窗同她谈话，我抽了三支烟。我穷，抽廉价烟。居然被她收藏，我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藏在枕头底下，给妈妈发现了，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是我抽的。她用奇怪的眼光看我，给我丢了。我又悄悄下楼去捡回来。”她笑着说，调皮如小女孩。然后又摸出一个纸包递给我，说：“送你的。”
她同我一样穷，买不起堪称为礼品的东西，送我的是一块洗澡海绵。这块海绵至少用了三年，儿子鲲鲲婴时，常捏着啃。
雨停。邮局门外檐滴收了。我们走回城厢镇去，一路笑谈。公路旁多泥泞，脏了她的塑料凉鞋。每遇小溪，她便停步洗脚。她双臂攀着我，轮换伸双脚入水去，划来划去，觉得好玩。我笑她。她问我笑什么。我说：“难怪你叫何洁——多么干净！”她快乐了，便唱苏联歌曲。我也跟着她唱，好在路上车辆多而行人少，没人听见。同唱苏联歌曲的习惯，结婚后我们仍保持了好几年。七十年代前期某夜，我偷听莫斯科的华语广播，听见那边的某个评论员大骂1957年中国的所谓右派分子如何反党，我们才不再唱那边的歌曲，也不再有兴趣听那边的左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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