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已逾七旬，身高1.7米，体重却只有90多斤，怎一个“瘦”字了得，他的样子，容易使人联想到经霜后的枣树，秋塘里的残荷。光阴似箭催人老，先生已是两鬓如霜了，但双眼依然睿智深邃，神态依然恬淡超然。
问先生近来可好？他说身体尚佳，无大病，一日三餐，素食而已，不饮酒，烟已戒10年。素闻先生仅吸烟这一嗜好，因何戒了？为健康？为生计？对此先生笑侃一趣：我吸烟从来均属低档，10年前在烟摊购回一条便宜香烟，回家拆开一看，竟然是伪劣品。退不掉，扔了又可惜。于是乎，硬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坚持一支支抽完它。意想不到的是，多年抽烟的愉悦和快感也随这烟雾而散了。
先生言谈海阔天空，雅俗共赏，亦庄亦谐。他幽默的质量，可谓绝唱，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引经据典，从早“幽”到晚。先生说：有两个人逛书店，看到一排排包装精美的书，两人在浩叹祖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各自大发了一番高论。一人说，这个作家太骄傲了，出了一本书，竟然在封面印上“老子著”；另一人说，那个作家太谦虚了，自我作贱署名“孙子著”。先生说：有天一来访者到家中，交谈一阵后才发现来者语无伦次，神志不清。原来是个精神病患者，赶忙将其哄骗出门。此后装置了一门镜，每有敲门声，便先趴在门镜上仔细观察，并大声提问，确定来者正常无异后，再开门迎客。
先生是四川金堂人，生于1931年11月11日，幼习古文，做文言文。1947年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1949年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1952年调四川省文联，历任创作员、《四川群众》和《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草木篇》被毛主席亲自点名，“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流沙河在全国上下被批倒批臭，后连续接受多种“劳动改造”，累计20年。1979年他被调回四川省文联，从1985年起专职写作，并先后出版了《锯齿啮痕录》、《独唱》、《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流沙河随笔》、《流沙河诗话》、《故园别》、《游踪》、《庄子现代版》、《Ｙ先生语录》等著作。迄今为止，已出版小说、诗歌、诗论、散文、翻译小说、研究专著等著作22种。
先生原名余勋坦，“流沙河”中的“流沙”二字，取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因国人名字惯为三字，遂将“河”复补。先生说，“流沙河”三个字都有水，哪知命中注定就与河沾不得边。8岁时，母亲找八字先生算命，说我26岁那年要在河中淹死。母亲就对我严加管束，我也小心翼翼，从不到河边玩耍。岂料是祸躲不脱，1957年，就在我刚好26岁的时候，还是被淹死在流沙河里了。那时，在报上一见“流沙河”我就胆颤心惊，有一次，《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标题赫然入目：《坚决同流沙河作斗争》。我吓了一跳，读了文章后才知道，原来河北有一条流沙河需要治理。后来，我还知道全国有五条流沙河。那个时代，没有真正的文艺批评，只有“活学活用”的政治批判。我发表的《草木篇》，本来是个微不足道的东西。借草木咏志，古已有之，白居易“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之类的诗句，千百年来，没有人批它为毒草。而我却因几首小诗，被打成“反革命”，引来全国上下一片声讨。为什么要选《草木篇》作为大毒草的典型呢？因为它篇幅短小，符合当时“节约闹革命”的精神。毒草太长看都要看半天，批起来太麻烦。其它毒草都长，惟独《草木篇》短，全国大专院校、各省市县政协都把这篇毒草打印出来，人手一份进行批判，节约多少“革命”的纸张和时间？因为有了《草木篇》这根毒草，“多、快、好、省”一下就牵出了25000多个右派。这种短平快，其它毒草行吗？祸福相倚伏，大批判让我成了举国上下的“名人”。平反后，人们的逆反心理又认为我的诗水平不得了，其实现在我自己读起来就很惭愧。我儿子读了我以前写的诗后也说：爸，你写的啥子诗哟，我就看不出有啥了不得的。这评价倒很中肯。
自 传
别了布后街2号
农场也要别了
辞行访友
离开成都
回老家去劳动
大锯生涯
“五一六”这一天
六弟之死
吹火向下烧
快快结婚
新婚别
红卫兵来了
夜半抄家
躲蟾酥
戴高帽子游街
一红一黑
昂谖謇唷币寡
替别人挨打
鬼迷了心窍
儿子来得不是时候
给女儿编课本
两关派出所
做了砖又锯木
不能拖死在一路
国难来了又去了
闹地震
家灾踵至
怪事一丛
别了故园
自传
1931年11月11日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忠烈祠南街一个小院里。我的老家在距离成都市八十八华里的金堂县城厢镇（该镇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了）槐树街余家大院内，原是一个大地主家庭。我三岁那年随父母迁回老家的时候，家道早已式微，父辈们分了家，各自挥霍殆尽。我的父亲余营成这一房有田二十亩，算是小地主。
父亲余营成1920年求学北京，学业不佳，酷爱京戏。书未读完，回成都经商，折本歇业，入四川法政学堂。就学期间娶了我的母亲刘可芬。母亲刘可芬，四川省双流县乡下人，其家庭系地主，被其继母拐骗来成都，说与我的父亲做了二房。其继母欺骗我的外祖父，诡称我的母亲已在成都病死，并在郊外的青羊宫附近造假坟一座，说就埋葬在此。母亲向父亲哭诉了被拐卖的经过情形，父亲便向法院起诉。真相大白，可怜的外祖父找到了“死去的”女儿，相对大哭。此案详情刊载在当时（二十年代）成都的一张报纸上。遗憾的是木已成舟，母亲已嫁给父亲了，外祖父只好承认这一门婚姻。父亲待母亲好，教她识字，后来母亲就能春节写信了。母亲至今健在。父亲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职军事科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民愤甚大，被处死刑。这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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