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藏书室内踱来镀去，自言自语，自得其乐。1957年后，我被彻底孤立，在机关内，大家都不同我对话，有的人是不屑于，有的人是怕。我自己又傲性难改，不肯胁肩谄笑，曲意逢迎。这样孤立下去，长久不说话，影响胃液分泌，神经得不到必要的兴奋，恐怕会生病的。出于生理需要，我找古人同我对话。常规的对话方式是埋头攻书，抬头凝目窗外，微动嘴唇默语，蜀人谓之“说鬼话”。特殊的对话方式便是躲在公家藏书室内，作大学教授状，踱来踱去，高谈阔论，时而娓娓，时而滔滔，辅之以手势、配之以笑容，就像我们四川的名伶王永梭溃他自编的独角谐剧那样。前面引的同许慎的对话只是一例而已，被我拉入室内做了靶子的论敌多得很，不及备载，只不过许先生挨打次数最多，挨得最惨罢了。这些不幸的论敌，既然都是死人，同我阴阳隔路，当然有口难辩，没法反驳，所以每一次对话的结局，在我，总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非常过瘾。这不仅是生理需要，也是心理需要——可以改善自我感觉，认识自己确实不是饭桶，从而加固人生信念，去攻更多的书，去好好地我行我素，照旧（而不是重新）做人。
在图书资料室工作一年零四个月，日日早起，扫地抹桌，协助清理藏书，自己装订报纸，替别人跑腿啦借书啦查资料啦，兼替伙食团拉煤拉米，勤勤恳恳，克尽厥职，对得起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工作余暇，拼命读书而外，还偷偷地写了两部稿子，梦想将来摘掉帽子之后，能够公开发表。“人还在，心不死！”这话倒是真的。
第一部稿子是长诗《曹雪芹》，脱稿于1962年秋（1963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这首长诗共五百行，写了三十多个夜晚，自己觉得挺不错的。如果当时给我摘掉帽子，肯定我要寄出去的。如果寄出去，肯定能够发表的。如果发表了，不超出三年，肯定会被一群棍子打成毒草的。如果打成毒草，肯定我不会有好下场的。多亏那顶摘不掉的铁帽子，是它救了我的蝼蚁贱命。稿成四年之后，文革爆发，风闻要抄家了，我还舍不得烧掉。何洁也不赞成烧掉，她带着稿本回成都去，交给右派分子难友邱原保管。邱原用层板做一只方凳，稿本夹藏在方凳的坐面内。不久，风声紧了，怕不安全，何洁去邱原家取出稿本，送到双流县乡下亲戚家中，埋藏在灶门前的灰槽里。又不久，那里也不安全了，亲戚家人便把稿本烧掉。我知道《曹雪芹》被火葬，不但不难受，倒很快活，仿佛头顶上移走了一柄悬刀。
第二部稿子是挺有趣的科普读物《字海漫游》，尚未脱稿。我拿一只矩形木匣，一尺二寸长，八寸宽，原来是放置在机关内走廊边当作公共痰盂用的，倒掉石灰，洗掉秽迹，钉一副合叶锁扣，改造成一只小箱，将这一部未完工的稿子藏在箱中，锁好，放在枕边，好做美梦。不用说，这一切我都是悄悄干的。如果你要苛察严责，这当然是盗窃社会主义公共财物的行为，是右派分子的反改造的破坏活动。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与其用来装大家的毒，不如用来装我一个人的毒！”（lz）
我在工作余暇拚命读书。1963年夏，为了方便，干脆在图书资料室的长沙发上夜宿，不回公家藏书室去睡觉。那里又闷又热，蚊子又多，又有旧书散发的霉臭。图书资料室很宽敞，前有大窗，后有高窗，空气对流，十分凉爽，利于暑夜攻读。我这个人又不择床，哪里都能酣睡。睡长沙发，一不用席子，二不用枕头，只需一张破破烂烂的毛巾被子便行了。这样就触发了一些人的革命义愤。他们认为右派分子只宜劳动，不宜读书，愈读愈坏，便要求省文联领导上赶我回农场去。还有人提醒大家说：“同志们要注意，流沙河在同我们搞卧薪尝胆！”
回农场去，没有什么不好。贱躯只害怕饥饿性水肿（1960年尝过这滋味），不怕劳动，尤其不怕丢人现眼的苦役。白天劳动，脑子得到休息，入夜攻书，神思倍加猛锐，斩获特多。何况机关内左风又乍起，三年饥馑结束了，肚子又饱了，现在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了，我还赖在那里，于人于己，诸多不便。谢天谢地，1963年9月26日我走出了成都布后街2号的后门。下面是那一天的日记：
秋分已过。
今日上午收拾行李以及零星杂物。要回农场去了。中午肉食。饭后酣睡如常。大好晴天，颇热。
下午4点怅然离去。背背被盖卷，手提竹篮，肩挂小书包，自后门悄悄出，走到五世同堂街口，乘车到隆盛街，转车到梁家巷，再转车到大湾，下。蹒跚负重走到农场，5点过了。
铺床，挂帐，6点过收拾完。
晚饭后，天凉好个秋。弦月如弓，夏历已是八月初丸，中秋近矣。
日落许久，西天犹见红亮的光锥，疑是天文学所说的黄道光，每年春分前后秋分前后常见者也。
夜看报，拟早睡。读书暂停一夜。
室内蚊子仍猛，四野秋虫鸣声盈耳。
此次下农场来，带着这一些书：《说文解字段玉裁注》《玉篇》《说文稽古编》《说文释例》《字学蒙求》〈神农本草》《黄帝内经素问》《古谣谚》等。未完工的《字海漫游》初稿五帙也带下来，要继续搞。
当时想得太天真了，总以为只要我不再惹祸，老实听话，拚命劳动，终久必将感动上帝，摘掉我的右派帽子，给我一枝之栖，让我去潜心研究古文字，做一个学术专家，也不枉自圆颅方趾，吃饭穿衣。如果有了成就，还可以说：“我为国家做了贡献。”以安慰我一颗共青团员的良心，虽然已被开除团籍，什么都不是了。天真的幻想，加上已经改造六年，愈改造愈变厚的脸皮，构成一副龟甲，武装了我，任踩任踢，都能忍受。我是一块石头，已经落沉海底，还能再把我怎样呢，还有什么熬不过的呢。似乎山己穷了，水已尽了，前面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只须再走很短一段路程，桃花源就到了。做梦也想不到前面的路愈走愈险，天色愈来愈暗，而且黑暗长达十年之久。想不到，这也好。如果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前面竟有那么多的侮辱、劬劳、饥寒、疾病在等待我、我不吓死，也会愁死。多亏我满脑袋天真的幻想，再加上文革前已获得九年劳动的训练、九年羞辱的训练、九年寂寞的训练，足以对付来日的奇灾大祸，终于走了过来，看见灿烂阳光，并在这阳光下动笔写回忆录式的《锯齿啮痕录》，让年轻的读者从一条狭窄的缝隙中看看我们的国家发生过怎样的奇灾大祸，从中汲取一些教训，务使灾祸永远消泯，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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