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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正传_赵凡禹/燕君【完结】(84)

  任正非所领导下的华为,与竞争对手过招时,前沿阵地上虽然只有几个冲锋队员,但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后援团队,他们有的负责设计技术方案,有的负责拓展外围关系,有的甚至打入了对手内部。一旦前方需要,马上会有人上来增援。

  四、干部要经过“战场”的洗礼

  毛泽东强调,实践出真知。任正非引申为:培养干部也要注重实践,只有经受了“战场”的洗礼,才能经得起严峻的考验。

  任正非说:“在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提倡在‘上甘岭’培养各级干部。要把那些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脱离低级趣味的员工;对公司忠诚,有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敬业精神,视客户为衣食父母的员工;有良好任职能力和高绩效表现的员工;敢到艰苦地区去,敢于吃苦耐劳,勇于承担责任的员工,选拔到公司干部队伍中来,从制度上关心女干部的培养和成长,我们对每一级干部的培养都考虑到女干部的比例。把具有领袖风范、高素质和团队感召力的干部,目标方向清晰、管理结构良好,经实践证明带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的干部,培养成为我们的各级接班人。”

  任正非在与员工对话时说:“人的一生太顺利也许是灾难,如果注意看,就会发现你受的挫折是福不是祸。所以我和人力资源部不断地讲,录用一个干部最主要的是考虑这个人是不是曾经受过重大挫折,并且已经改进了,这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华为有一句名言,叫做“烧不死的鸟是凤凰”。在1995年市场部集体辞职的时候,任正非就是用“凤凰涅槃”来揭示年轻人必须经过磨难和洗礼,才能走向“新生”。

  任正非强调:“凡是没有基层管理经验,没有当过工人的,没有当过基层秘书和普通业务员的一律不能提拔为干部,哪怕是博士也不能。你的学历再高,如果你没有这些实践经历,公司就会对你横挑鼻子竖挑眼,你不可能蒙混过关。”

  所以,华为不断地将一批批高层干部下放到市场锻炼,任正非用勾践卧薪尝胆和苏武牧羊的故事来勉励他们。在华为,几乎所有的高层管理者都不是直升上去的,更没有“空降兵”。今年你是部门总裁,明年可能就成了区域办事处主任,后年又可能到海外去开拓新的市场了。几起几落、经受若干失败的打击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这种炼狱式的改造,用最短的时间造就了年轻人的成熟。在1995年市场部的集体辞职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当时市场部代总裁毛生江,从一个公司的领导位置上一下子被撤下来,担任过话机事业部的总经理,担任过山东办事处主任,4年之后任正非又重新将毛生江任命为公司副总裁,并号召全公司员工向他学习。

  任正非认为,干部必须坚持从实践中来,通过不断运动来培养干部,他把华为人训练得个个能征善战,不屈不挠,充分发挥“狼性”的魄力。

  五、在自我批判中奋勇前行

  自我批判不是今天才有的,几千年前的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毛泽东同志在写文章时,要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都是自我批判的典范。没有这些自我批判,就不会造就这些圣人。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这就是哲学上所说的否定之否定。任正非利用否定,自我批判,不断提升自己和华为,以新形象、新面孔出现。

  任正非不在意自己被否定,而是把它当做一种提高。1998年,华为新员工培训基地设在深圳东湖附近的市委党校,任正非在一次视察新员工培训工作情况的时候,刚刚一坐下,就对在场的培训管理人员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比你们水平高?”大家都被这个问题给问愣了,沉寂了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才有人回答说不知道。

  看到众人迷惑不解的样子,任正非笑了,说:“原因就是我能够从我的每一次经历,不论是成功或是失败中,汲取到比别人多一点点的东西。因为我经历的事情比你们多,而每一次的收获也比你们多,我的水平也就自然会比你们高。”

  任正非对企业各级接班人提出的基本要求就有一条:要具备自我批判精神,在“否定之否定”中创造性地发展。

  任正非虽然脾气暴躁,但是他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并积极改正。2000年之后,任正非否定原来的“运动模式”,开始有意识地减小表面的“运动量”。

  2000年,任正非大力支持的内部创业动摇了华为的军心。为了挽回损失,任正非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通过宣传鼓动、个别劝说以及物质激励等方法,当时出走的很多人又回到了华为,其中有毛生江、袁曦等原市场部高层,甚至连与华为打过股权官司的黄灿也回到了华为,2006年又迎来了李一男等港湾将士的回归。

  任正非在小灵通上的决策失误给了竞争对手重要的发展机会,经过几年的反思,他也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2003年,华为悄然“杀入”行将没落的小灵通领域,挽救回了一部分损失。

  总结自己的失败经验,任正非告诫华为人说:“现在我们埋头做软件,却没有印度做得好。软件的高水平和低水平间其实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差距,只是工作方法和工作习惯的差别。到底软件是边做边想边优化呢,还是先把软件研究好了,系统规划好了,文档做出来了,再去写软件?这是两个根本问题。中国人的特点是先上路,边做边想,外国人的特点是先坐下来搞文档和做系统分析,再去做软件。我们不习惯该怎么办?只有自我批判,吸收业界最佳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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