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找麻烦，是麻烦找我。”
侯卫东是跳票副镇长，在心理上反而比唐树刚、钟瑞华这两位副镇长更加敏感，见到付江大大咧咧的态度，就联想到了不冷不热的苏亚军，这让他很不舒服。只不过他根基不稳，如果与仅有的两个部下关系弄僵，一来让人看笑话，二来以后就是标准的光杆司令。
两人沿着小道一直往东走。沿途都是垃圾，特别是白色塑料袋，散布在场镇的每个角落，格外刺眼。
侯卫东道：“抬头看青山，低头见垃圾，这场镇的卫生确实应该整理了。”
付江习惯了这种生活环境，道：“乡镇和城里不一样。客观原因是赶场，不管扫得多干净，遇到赶场天都会变得脏乱差；主观原因是人的素质，场镇居民与城市居民不一样，虽然他们是非农业人口，可是和农民没有太大的区别——卫生意识差。随地扔垃圾算什么？天一黑，还有人随地大小便。这是农村人千百年养成的习惯，顽固得很，所以说，管理场镇卫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侯卫东已经与粟明有了共识，见付江没有丝毫积极性，道：“生活在这垃圾成堆的地方，视觉上不舒服，而且容易得病。古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套用这句话，‘一镇不扫何以扫天下’。”
付江笑嘻嘻地道：“我没有扫天下的意愿，我现在只想吃早饭。你吃了没有，我请你。”
侯卫东“嗤”了一声：“早上不算正餐，要请就请中午饭。”
下青林场镇的姚馆子味道其实比不过上青林的姚馆子，卫生条件也不行，洗碗水直接倒进了街面的水洞里，留下一摊油迹，门外是一堆菜叶子。
侯卫东坐在门口等着吃早饭的付江，道：“姚老板，开餐馆得讲究卫生，屋里屋外要收拾干净。上青林你哥的馆子比你这干净得多。”
姚老板耳朵上夹着侯卫东发的烟，道：“下青林场镇被公路分成两半，每天几十辆车，灰大得很，随便怎样弄也不干净。我这门面没有下水道，泔水有人收，脏水只能倒在街道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吃过早饭，付江站在饭馆外面抽烟，不断有人和他打招呼。侯卫东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我们到居委会找尹主任。”
尹主任是居委会主任，五十来岁。大儿子考上了中师，在青林镇小学教书；小儿子大学毕业以后，留在岭西省建设银行。他的家庭情况在青林场镇算是很好的。
“尹主任，忙什么？”付江是综治办主任，还是司法调解员，每天都和扯皮之事打交道，和村、社、居委会干部混得极熟。
尹荣戴着一副老花眼镜，老花眼镜用绳子拴着。说话的时候，眼镜挂在胸口上。他看清楚了来人，道：“侯镇、付主任，稀客，稀客，进来坐。”
侯卫东开门见山道：“尹主任，今天上午开了会，以后由我来负责场镇卫生。刚才和付主任走了一圈，场镇是典型的脏、乱、差，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场镇卫生让我们居委会伤透了脑筋，各种办法都想了。由于基础条件太差，没有办法。”
尹荣在场镇生活了数十年，参加了无数次的爱国卫生运动。运动时，场镇的环境卫生确实有大的改变。可是爱国卫生运动结束以后，环境卫生就如弹性十足的优质弹簧，用极快速度恢复了本来面目。他对搞好场镇环卫工作没有信心。
侯卫东道：“尹主任，场镇卫生确实到了必须整治的地步，我打算在一个月内让场镇卫生有彻底改变，你拿出一个方案来。”
尹荣不紧不慢地道：“如果真要搞好环境卫生，也很容易，多请几个人，卫生自然就搞好了。请人就要花钱，没有钱，场镇卫生只能这样。”
“镇政府一年投入多少？”
“镇政府只管两个清洁工工资，每人每月一百五十元，一年三千六百元。租用车辆来运送垃圾，每拉一次五十元，一个星期拉两车一百元，一年总投入不超过一万元。”
“场镇清洁费一年能收多少？”
“从1991年起我们居委会就没有收了，由国土办直接收。然后由他们出钱请人来打扫卫生，实际上场镇卫生没有居委会什么事情。”
在居委会了解情况以后，侯卫东和付江在场镇转了一圈，肮脏程度把付江都吓了一跳。
“场镇脏得触目惊心，青林镇老百姓好啊，居然没有人提意见！”侯卫东发出了感叹。
付江这才说出了实话：“场镇清洁费实际上收得起来。以前居委会一个月要收三千多块钱，那时场镇清洁卫生比现在好得多。后来镇里穷疯了，将清洁费的收费权收回到村建国土办。国土办事情多，一个月最多能收一千多块钱。我认为场镇卫生就是居委会的事情，清洁费也应该让居委会收，镇政府负责检查就行了。”
经过了这一番调查，侯卫东心里有了底，他找到粟明，道：“粟镇长，我刚才到场镇走访了一遍，卫生确实糟糕，必须下决心综合整治。”
“我知道要整治，要不然也不会让你来管这事。”粟明连忙又将话封死，“我先把话说清楚，镇财政紧张，没法投入，你还是从其他地方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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