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看着远去的小车，他不再相信见一次乔主任就能得到他的信任和赏识，除非削尖脑袋进行跟进，而跟进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脑力和时间，是否成功还得看运气。
想了一会儿，侯卫东将乔主任抛在脑后，又琢磨此事的另外一层意义：“如果我是一把手，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周省长提出要求，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古语真是有道理。以后，我再也不想当副职了，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意愿，就得当一把手。”
回到市政府以后，侯卫东又给周昌全打了电话，道：“周省长，今天没有机会向乔主任汇报，还请老领导帮着沙州说话。”
周昌全笑道：“你这人真是难缠得很，不达目的不罢休，方法未必很妥当，精神可嘉。如果我们的干部对待事业都像卫东一样，何愁事业不成。”
侯卫东也觉得有些依宠而娇，不好意思地笑道：“周省长，你是我的老领导，所以放肆了一些，请您原谅。”
周昌全哈哈大笑：“你不必道歉，我希望你能保持这种锐气，只是有一个建议，随着以后职务提高，考虑事情还要更全面，提高统筹能力和应对复杂事务的能力。至于沙州的事情，我比你更熟悉，到我说话的时候，自然会说。”
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侯卫东只有等待了。
所幸等待的时间并不长，在晚上8点，侯卫东接到了楚休宏的电话。楚休宏高兴地道：“侯市长，报告你一个好消息，省里已经决定将沙州和茂云确定为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市。”
侯卫东上蹿下跳，施展了浑身解数，终于有了一个希望的结果，不过这个结果与自己有多大的关系，实在不太好说。而且他还有一件事情没有料到，同时被确定为试点市的还有茂云市。他转念一想，祝焱在益杨当县委书记时，就有“祝卖光”的称呼，争取到全省的国有企业试点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0月中旬，省政府的文件正式出台，沙州市和茂云市被正式确定为国有企业改制试点市。
黄子堤看到文件以后，批示道：“严格按文件执行，请卫东副市长提出方案，报市政府常务会。”
拿到黄子堤的批示，侯卫东琢磨了好一阵，暗道：“黄子堤一向不太支持对绢纺厂进行技改，这次怎么签得这么干脆？如果我将方案提出来以后，他会是什么态度？”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个问题：“省政府只是批准沙州市成为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市，但是如何推动就是市政府的权力。到时黄子堤完全可以将绢纺厂排除在外，或者是放在最后，如此一来，针对绢纺厂的方案将被无限期搁置。”
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侯卫东脑筋开始急转，思考应对方案：“先要营造改制的舆论氛围，向朱民生汇报绢纺厂面临的严重困难，争取朱民生的支持，才能确保绢纺厂的改制问题顺利摆上桌面。”
舆论氛围没有大的问题。朱民生在内心实质上倾向于改制，他的问题是既想要政绩又怕担风险，如今有了省政府的相关文件，他应该会同意绢纺厂的改制。
这些问题在头脑中盘旋着，他渐渐地有了比较清晰的操作途径。
10月20日，沙州市政府举行了“国有企业改革理论座谈会”，会议邀请了省计委副主任鲁军，记者移山、段英，国企领导项波、蒋希东等人。召开此次理论务虚会，是侯卫东的火力侦测和舆论造势，同时也是对省政府文件的宣传。凭着他半年来对市绢纺厂两派人物的了解，如果他的判断准确，开了这次务虚会以后，蒋希东必然会有所行为。这是阳谋，是用堂堂正正的手段来促使某些事情的发生。洪昂当秘书长时，擅长此招，侯卫东从其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和手段。
理论研讨会上，鲁军、移山以及部分企业领导作了讨论发言。侯卫东作为参会级别最高的领导，进行了最后的总结发言，他这个发言看似简单，却是经过精心设计，透露了不少信息。
他首先讲了国有企业改制以后的九大区别。
“一是法律依据不一样，工厂制企业与公司制企业所遵循的法律依据是不相同的。1988年8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是工厂制企业所遵循的基本法律依据之一，而建立公司制的现代企业，所遵循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二是投资主体不同，国有企业改制后，企业由主体单一变为主体多元化。过去国有企业一切财产都是国家的，没有其他投资者、出资人。所谓全民所有制就是人人都有，人人都有实际上就是人人都没有，自然也就没有人对企业的资产负责任……
“三是隶属关系不同，企业由行政隶属关系变为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公司关系……四是党群领导不同，党群领导由单一角色变为双重角色……五是管理者不同，企业管理者由厂长变为总经理……六是会议程序不同，企业的会议程序由随机动意变为有严格的程序要求……七是决策风险不同，企业由责任不清变为董事会集体决策并追溯个人责任……八是管理方式不同，企业管理由‘老三会’变为‘新三会’和‘老三会’的有机结合……九是职工身份不同，职工由劳动者变为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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