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摸偷鬼，指那些不务正业的人。
当驴变马奴愿意，
再不要转了女裙钗。
歌子充满感情，小姑娘的遭遇催人泪下。但当掩卷时，总觉有许多问题值得深思：其一，歌子一开始，用不少篇幅描绘了森罗殿的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可这妓女生前不去官府告状，为什么偏偏等死后才到森罗殿去告状呢？其二，这个状子告的怪：被告不明。是卖掉她的父母？是蹂躏她的嫖客？还是虐待她的鸨母？搞不大清楚。其三，这小姑娘在阎王爷面前哭诉了半天，其目的仅仅是请求阎王爷让她下世别再转成女人了。看了这首歌，请问，假如您是判官的话，您该把哪个作为凶手抓起来呢？
我料定你会迟疑不决的。因为姑娘的父母、鸨母、嫖客几个人的行为，虽然都是导致这姑娘死亡的因素，但每个人似乎又都不负有直接责任。
这被告不明的所在，恰是这首歌的高明之处。它没有把罪恶归于哪个特定的人物，而归罪于这些人物所构成的那个社会。作者让小姑娘去森罗殿请求正义，不是在故弄玄虚，而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人间比森罗殿更可怕，官府比阎王殿更不讲理——人官猛于鬼也！作品以小姑娘的个人遭遇，全力展示了旧社会的无情与悲凉。
它还有更有力的一笔，也就是作品的最后两句：“当驴变马奴愿意，再不要转了女裙钗”。“女裙钗”，就不单指妓女了，是广大妇女的代称。这画龙点睛之笔，使人物更具有了典型性，它使得女主人公跳出了个人遭遇的小圈子，概括展现了陕北广大劳动妇女的共同命运。在这里，个别已包含了一般，显示了一般，作品内容的份量骤然巨增。这就是艺术典型的力量所在。
艺术的典型性，首先在于它的特殊性。它区别于一般，是新、是奇。艺术家们从生活中选取了它，无论如何加工，但它必须具备两个特性，一是更为特殊，一是包含有更丰富的一般。
另有一首在陕北流传极广的歌——《女看娘》，在典型化方面达到了又一个高度。
它取材于最平凡的生活，写了一个小媳妇想回娘家探望生身母亲的事：母亲病了，消息传来，女人想回娘家侍奉老娘亲几天，可谓是孝心一片了。可是，“正月里，女看娘，来人待客媳妇忙，你叫我什么时候看我的娘？两眼泪汪汪。”正月里忙，那就二月吧。可是，“二月里，女看娘，推磨滚碾媳妇忙，你叫我什么时候看我的娘？”那就三月吧。“三月里，女看娘，整顿家什媳妇忙”……忙，忙，忙，接人待客，洗衣做饭，锄地种麦，干不完的活儿。眼泪汪汪的小媳妇只好盼了一天又一天，从正月一直盼到腊月，才总算盼到了。她满怀欣喜，包上了老娘亲最爱吃的冰糖沙糖回娘家来了。可是，老娘亲已经闭上了眼睛，再也享受不上女儿的一片孝心了。女儿“一手搭在娘身上，一手搭在灵棚上；哭一声娘来叫一声娘，你把那冰糖再尝一尝。”
这首歌就是女儿跪在灵棚前，用哭的形式吟唱出来的。
小媳妇想娘家，本是人之常情，平凡小事。作者从这平凡小事中却发现了不平凡、不一般的东西，并攫取了它，以此反映了丰富深刻的生活内容。亲娘病了，女儿挂念，心急如焚，对她的这些情绪反映却无人理会，丈夫不管，公婆不问，直到人死了才放开了她。似这样，她在家庭里所处的地位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歌子选取了一个巧妙的角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位普通妇女的生活。她的哭娘，客观上是哭了自己。特别是后面的处理，让她“满怀欣喜”地去赴丧，艺术感染力很强。但是，假如这首歌的思想内涵仅限于此，那就有些一般化了。不，它有它更深的一层——这女人除了对母亲的死极为悲伤外，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幸，毫无怨言，似乎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合理的。她的哭诉，从心理方面分析，为自己未能尽孝来开脱的成分是较大的。
对自己生活的不幸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个艺术处理问题，它微妙地揭示出了社会生活中一个带有普通性的问题——封建意识对劳动人民的侵蚀。这女人显然被这种意识蒙住了眼睛，是一个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指出的那种“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的奴隶”。在她看来，女人在家庭中是不应当有什么权力的，她们应当受丈夫、公婆的绝对领导。接人待客、收拾家务、生儿育女是女人的天职。“大家都是这样的，我有什么可怨诉的？”作者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妇女生活状况、遭遇和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这一系列东西，还提供了一个深受封建意识观念蒙蔽的、麻木不仁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在这里，家庭生活已被投入了社会生活之中，变成了透视社会的一面镜子，歌子对封建统治下的社会生活的揭示，已摆脱了衣食住行这些现象上的东西，深入到了人的精神领域。这一点，与一般的诉苦歌显然有些不同了。
通过这首歌，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封建阶级对社会统治的严密程度，不光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压迫剥削，在精神领域，封建传统意识、观念扎的根也是很深的。
总之，诉苦歌不仅以泪水取胜，它在揭示生活的内涵方面也是强有力的。“泪水多”本来也就是封建统治下的劳动人民的一个普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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