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秧歌队里，头面人物要算走在最前面的伞头了，他不光得具备一定的组织指挥能力，而且首先必须是个好歌手，要头脑灵活、思路敏捷，见什么就能唱出什么来。“拜年调”，就是这些伞头的杰作，一般都是些吉祥话和恭维话。如：
进了大门兴冲冲，
粉白墙上挂红灯。 我看那灯笼透亮红，
生下个儿子做将军。
进了大门仔细观，
墙上又贴些戏牡丹。
众位亲朋都来看，
这家的大嫂好手段。
对伞头最严峻的考验，莫过于“过彩门”了。当外村秧歌队要来拜年时，本村秧歌队便事先迎在村口，两“军”对垒，伞头对歌，对过了便进村，对不过请向后转，这就叫“过彩门”（春节时一般村口上都搭起彩门，以示喜庆）。两个伞头互问互答，一领众合。所问的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天文、地理、历史、眼前，无所不及，事先当然无法准备，全靠即兴创作，这就不但要看伞头的知识丰富与否，还要看他的语言组织及表达能力了。当然，“过彩门”只不过是一种秧歌活动形式罢了，对歌或输或赢，好客的主人们总是不会将客人拒之门外的，总会迎回村来，热情款待，并准备“回访”。这也算是一种集体性质的社交活动吧。
除伞头外，跑旱船的艄公、坐船女，转灯的领头等，也负有演唱的任务。
秧歌分两种活动方式：过街演出和场地演出。这不是说秧歌队可以任选其一，而是两种活动必须都有，而且以场地活动为主。这样，民歌演唱就成了场地活动的主要内容。不光有独唱，一般还有对唱、联唱等，还带有简单的表演，二人台、座唱、联唱的形式也就这样产生了。
集体演唱的形式参加的人多，观众多，因此影响较大。它是陕北民歌流传的一个重要方式。 后记
三岁时，我离开河北老家随父母来到陕北，至今已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三十个年头了。我在陕北民歌那优美的旋律声中长大，陕北民歌也给我的一生留下了最初的记忆。成年后，几年的农村插队生活使我更领略到了陕北民歌的甘甜之味，以致多年来每每引起我对生活，对艺术的多方面的思索。我因爱陕北而爱上了陕北民歌，因爱陕北民歌而更爱陕北。凡对陕北民歌有所接触的人，也常常情不自禁地哼上几段陕北小曲，心中美滋滋的。
究竟美在何处？夫美又以何而成？——这就是本书意欲探索的目标。
现在看来，这种探索还十分粗浅，甚至可能一些地方完全搞错了，但它实在是我的探索、我的收获。今奉现出来，希望得到专家们的教诲和广大读者的指正。
自一九七九年开始写作的准备工作起，至今已五年多时间了。衷心感谢陕北无数的采风工作者，由于他们的辛劳，才使得我的研究不至于成为“无米之炊”。初稿完成后，延安地区文化部门袁福堂、冯锦章、李百启同志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并将书稿内部印发全国各地，使之有了一个广泛听取意见的机会，在此谨致以谢意。
说起“感谢”，我深感自己为此书欠“债”太多了，特别是初稿印发后，得到了延泽民、马振、吴超、刘均平等老一辈文艺家深切的关怀和扶持，他们不但给予了恳切指导，并牺牲了大量休息时间对全书逐句作了修改。更令人难忘的是，这个修改，延泽民同志是在医院的病床上进行的，吴超同志是在新春佳节的锣鼓声中进行的——如果说本书还有点可取之处的话，那是与他们的辛劳分不开的。
以上为“公债”，还有“家债”：写作期间，我那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父亲为了启发我多方思考问题，时常用那半通不通的语言同我“辩论”；我那唯一的小弟弟为使我埋头写作，默默地承担了全部的家庭内务。但未等初稿完成，他们已相继离开了人世……
感谢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给了我这个“还债”的机会——
我将此拙作向陕北的父老乡亲们献上，是他们养育了我成长；
我将此拙作向那些老一辈文艺家献上，是他们的心血给了我营养和力量；
我将此拙作向九泉之下的父亲和弟弟献上，他们总向我投以期望的目光。
王克文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七日于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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