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知遇如此，期望如此，邓禹敢不尽死!受封次日，邓禹便率师渡过黄河，先入夏阳，正式涉足关中。自夏阳一路西行，再至衙县。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引兵十万来战，邓禹大破走之。
一战之后，邓禹忽然发现他已经无仗可打。此时赤眉军与刘玄交战正酣，双方皆无暇旁顾，自然把邓禹晾在了一边。
本年八月，赤眉军攻破长安，残破三辅。百姓仓皇而逃，不知所归，听闻邓禹兵强马壮，军纪谨严，于是望风相携，前来投奔。
前来投奔的百姓，每日多达千数。邓禹皆赐以酒食，善加安抚。邓禹有着高超的语言天赋，在太学四年，学会一口地道的长安官话，言谈之间，更是让百姓们有归家之感，备觉心安。
当初刘秀在洛阳任司隶校尉，关中的士绅长老们前往洛阳，恭请刘玄迁都长安，遍观更始诸将，唯独刘秀部属衣冠堂正，军容齐整，有大汉之威仪。从那时候起，刘秀就已经在关中留下了良好口碑。如今，关中的士绅长老们又亲眼见过了刘秀的大司徒邓禹，越发感激涕零，真心以为王师来降，关中有望。
这些士绅长老，都是当时的意见领袖，经过他们的有力鼓吹，邓禹的声望很快传遍关中，慕名而来的百姓越来越多，父老童稚，重发戴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
本年十月，投奔者已号称百万之数。百姓皆劝邓禹，王师既兴，理应尽快光复旧都，不可坐视长安陷于赤眉军之手。邓禹麾下诸将也都劝邓禹速攻长安。
众议嚣嚣，邓禹却执意不从，道：“如今我兵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不可当也。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非能坚守长安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我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然后可图也。”
于是舍长安而不顾，引军北至栒邑，所到之处，郡县皆开门归降。
刘秀见邓禹对长安弃而不攻，下诏催促道：“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人，遑遑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
在刘秀的部下当中，也只有邓禹敢于抗诏不从。邓禹打定主意，要坐等赤眉军自败，因此并不理会刘秀的诏书，你叫我往南，我偏往北，分遣将军攻上郡诸县，又命积弩将军冯愔、车骑将军宗歆守栒邑，自己则征兵引谷，归至大要。
邓禹不攻长安，就是竭力想避免和赤眉军正面决战，等着赤眉军自己内讧。然而不承想，赤眉军这边尚未内讧，邓禹这边却先内讧了起来。
邓禹留守栒邑的冯愔、宗歆二将，彼此不服，争权相攻。冯愔一怒之下，杀了宗歆，又怕邓禹报复，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率部反攻邓禹，为邓禹所败。
冯愔率众西奔天水，闯入隗嚣的地盘，隗嚣逆击，破之于高平，尽获其辎重。冯愔率残部辗转于关中、凉州之间。邓禹承制遣使持节，拜隗嚣为西州大将军，得专制凉州、朔方事。
冯愔是冯异的亲弟弟，究竟该如何处置，邓禹也颇感棘手，不敢自专，遣使至洛阳，向刘秀当面请示。刘秀问使者：“冯愔最亲信谁?”使者答道：“护军黄防。”
刘秀笑道：“不必加兵，黄防必缚冯愔来降。冯愔、黄防二人穷途末路，若以兵击之，必并力迎敌，急不可下;按兵不动，则二人必不能久和，势必相图，其势然也。”遣尚书宗广持节，前往关中受降。
使者将信将疑，回报邓禹。一个多月之后，黄防果然捆绑冯愔来降，引咎谢罪，尽如刘秀所言。更始诸将王匡、胡殷等为赤眉军所迫，也先后来降邓禹。尚书宗广携诸降将东归洛阳，至河东安邑，王匡、胡殷等意图逃亡，宗广悉数斩之。冯愔至洛阳，刘秀以其兄冯异之故，赦而不诛，贬为庶民。
邓禹自从进入关中，外战不曾击败赤眉军，内讧又导致元气大伤，威望颇为受损。邓禹上书请罪，刘秀力挺，再赐诏书，重申对邓禹的无限信任。
【No.2 人间闹剧】
人类之所以发明钟表，就在乎渴望捕获时间，从而能更有计划地使用时间，而此举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那就是——人们理所当然地相信自己还有明天。
然而赤眉军却是这样一支队伍：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也不在乎是否还有明天，从他们成军之日起，基本就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没有任何长远的打算，也根本不考虑明天该怎么办。
同为农民起义军，赤眉军和绿林军有着很大的不同。在绿林军里面，混入了许多小地主和地方豪杰，相对而言，目光较为长远，懂得要为未来打算。绿林军在占领长安之后，多少还进行了一点政治建设。反观赤眉军，其阶级成分则纯粹得多，几乎全是由清一色的淳朴农民构成，上到皇帝刘盆子，下到百官公卿，识字的竟只有丞相徐宣一人。
赤眉军在占领长安之后，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淳朴本色。而这种淳朴就表现在，他们依然把自己定位成流浪汉，定位成弱势群体，必须继续靠暴力和抗争才能在这世间活下去。他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已经是长安乃至整个关中地区的主人。
赤眉军自成军以来，前后流浪了六年，从东到西，行程穿越了大半个中国，他们早已习惯了流浪，习惯了没有家乡、没有希望。
这是一个已经丧失了敬畏之心的集体。他们漠视着自己的生命，很自然地，也便漠视着别人的生命。他们不再敬畏任何生者，也不再敬畏任何逝者。所有的规则、所有的秩序，在他们眼中都已经不值一提。
他们曾经是苦难的受害者，如今他们成为苦难的制造者。
他们曾经是受虐者，如今他们是施虐者。
暴力是他们仅存的信仰。而唯一能够让他们臣服的，只有更大的暴力。
明白了这样的心理动机，我们也便不难理解，赤眉军在长安所演出的一幕幕人间闹剧。
公元二十五年腊日，即冬至后第三个戌日(后世改期为十二月初八，即腊八节)，腊祭百神，是传统的盛大节日。长安长乐宫内，皇帝刘盆子和赤眉军各大首领设乐大会，共庆佳节。
时光如果倒退回十年，乃至倒退回更久之前，这里将是另外一派节日景象：皇帝高高在上，百官列坐其下，气氛肃穆而森严，乐师奏响庄重的雅乐，博士宣读华丽的文章。皇帝向群臣赐酒，群臣在中黄门的号令之下，一饮，二饮，三饮;皇帝再赏赐群臣，玉帛金钱不等，群臣则匍匐谢恩，高呼吾皇圣明。一切细节，无不表现出神圣的仪式感，宣告着庙堂的尊荣和帝国的强盛。
然而今天的长乐宫内，却并无丝毫恢弘的庙堂之气，反倒更像是草莽喧嚣的江湖。赤眉军众首领散乱坐于殿下，衣冠不整，呼五吆六。十五岁的皇帝刘盆子坐于正殿，畏惧地望着眼前这些跋扈的臣民，有如傀儡木鸡，没半点脾气。
在一片吵闹之中，有一位投降过来的秀才献媚心切，长身而起，从袖中掏出简书，念出早已写好的祝文，向刘盆子大声道贺。赤眉军众首领见此风雅之事，不免大为艳羡，将秀才团团围住，都要秀才在他书中添上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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