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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皇帝之刘秀的秀:嗜血的皇冠_曹昇【完结】(72)

  很明显,当这些士兵一个人独处之时,对于此刻的处境,他们一定能认真考虑清楚,仔细权衡利弊,从而得出合乎逻辑和最符合个人利益的结论:与其被河水淹死,不如回身和汉军战斗,百万之众,对付对方八九千人,怎么可能失败?

  然而,在集体之中时,这些士兵已经无法思考,无法质疑,歇斯底里的恐慌,仿佛巨神手中的皮鞭,抽打着他们,使他们只能麻木而顺从地向前,哪怕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要比回头来得更为安全。

  最大的恐惧,往往是恐惧本身。对这些官兵而言,他们甚至已经不是在恐惧死亡,让他们恐惧的,正是恐惧本身。

  譬如高楼失火,住户一旦开始恐慌,甚至根本就不设法自救,或者等待消防队的到来,而是拉开窗户直接就往下跳。从理性的角度分析,跳楼生存的概率也许更低,然而,强烈的恐慌已经让他们无法思考。

  再譬如几十人的军队,往往可以将数千战俘管得服服帖帖。战俘们并不会作这样的理性思考:只要他们团结起来反抗,将有着更大的幸存希望。而更极端的例子是:即使战俘们明知自己将被屠杀,依然不会选择反抗,而是逆来顺受,如同羔羊,可怜而悲壮。

  类似以上这些非理性所能解释的事实,在历史和现实中比比皆是。而其中的秘诀便是:让人群沉浸在集体无意识之中,无法醒来思考。

  古罗马贵族便精通此道。古罗马拥有大量的奴隶,总人数甚至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有人建议让奴隶穿上一种特别的衣服以便识别,却遭到元老院明智的驳回,理由很简单,如果奴隶们一旦看出自己的人多势众,就将胡作非为,甚至起而造反。而满清入关之后,不顾汉族的巨大反弹,强制推行剃头易服令,数百万汉人因此丧生,无意中也正起到了类似的效果:汉人依了满族的装扮,汉满混同至于无法分辨,于是再难以意识到汉族和满族之间其实存在着悬殊的力量对比。

  再回到昆阳战场,在恐惧之中崩溃的,不仅是官兵,也包括动物。天地霹雳,暴雨惊雷,在如此的天威肆虐之下,王邑随军带来的虎豹、犀牛、大象、豺狼,也都开始惊恐不安,浑身颤抖,不顾一切地挣脱牢笼,发足狂奔。一时间,战场上便出现了这样的诡异奇观:虎豹犀狼在人群中穿梭狂奔,却并非为了吃人,而是为了逃命。人类看见这些凶狠的猛兽,非但不畏惧,反而和它们相伴狂奔,而猛兽一旦挡住了人群的去路,人群甚至还要对它们动手殴打。

  是的,这已经不是一场败仗,而是一场溃灭。局势再也无法挽回,悔恨彷徨之下,王邑万念俱灰,拔剑便要自刎,部下慌忙救起,不顾王邑的抗拒和辱骂,将王邑强行推上马背,簇拥着向洛阳撤退。

  数千精兵护卫着王邑,在混乱的官兵队伍中艰难地前行,没人肯给他们让路,没人肯牺牲自己让领导先走,也没人停下来谴责王邑指挥失误,害得大家走上今天的绝路。官兵们一窝蜂地奋力往前奔跑,王邑的护卫们只能不停砍杀,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开出一条血路。

  【No.19 名将论】

  王邑在马背上昏而复醒,看着延绵一路被踩得稀烂的官兵尸体,又见部下为了保护他正对着自己人大开杀戒,而他却无力阻止,不由得失声恸哭。到了滍水岸边,景象更为惨烈,宽阔的滍水,竟已被数以万计的官兵尸体填满,河水为之不流。而从“好”的方面看,这也恰好成全了王邑,连舟船都省了,众骑以死尸为桥,一路踩踏,度过滍水,继续逃去。

  对一名将领来说,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败涂地,输得连裤衩也没剩下。关于失败之后的撤退,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中作了一个精妙的比喻:“伟大的统帅和久经战争锻炼的军队的退却,往往像一只受了伤的狮子退去一样。”王邑何尝不想组织有效的撤退,一边保持着对追击汉军的威慑,一边最大限度地保存己方实力。然而,官兵的指挥系统早已失灵,所有人都处在莫名的恐慌之中,甚至不劳汉军动手,便已经开始了残忍的自我毁灭。而他身为统帅,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可怕的毁灭,根本无能为力。

  世人功利猴急,动辄以“成者王、败者寇”的观点谈古论今,于是,只知有善胜之名将,却不知也有善败之名将。

  善胜不易,善败同样难得。连战连败之下,却依然能够做到不伤筋动骨,将损失减到最小,稍事休整,便又可以迅速卷土重来,这无疑更加考验军队内部的凝聚力,以及将领对军队的控制力。

  传说昔日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作战,一开始连遭败绩,其幕僚在起草上呈皇帝的奏折时,其中有一句“臣屡战屡败”,曾国藩颇为不满,大笔一挥,改为“臣屡败屡战”。结果因为这一改,清廷不仅对曾国藩未予责备,反而慰勉有加。

  后人论及此事,皆惊叹于曾国藩高明的文字游戏——屡战屡败,废物也;屡败屡战,则非但不废,反而显得英勇无比。如此解释,固无不可,然终因不谙兵法之故,见识未免流于浅陋。

  屡败屡战,谈何容易!每遭一败,都是对兵力的巨大消耗,都是对士气的沉重打击,倘是普通将领,要想维持部队免于哗散都成问题,更何况迅速重整旗鼓,继续作战?

  追根溯源,便要从曾国藩的起家说起。曾国藩组建湘军伊始,便确立了两大方针:

  一是募兵的地域,严格锁定在湖南,尤其是其老家湘乡。二是所有大小军官,皆由他个人任免指派。

  正是这两大方针,使得维持军队稳定的两个情感纽带得以极大地巩固和强化:

  首先是士兵对其领袖的情感。曾国藩大权独揽,全军只听命于他一人,在湘军内部,他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无上的权威,集君主与父亲的双重身份于一身,士兵们自然能够唯命是从,竭死尽忠。

  其次是士兵对同伴的情感。士兵之间,同乡同里,语言相通,习性相近,很容易便彼此熟悉,彼此信任,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作战之时,不会像陌生人或者夫妻那样,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是真正做到不抛弃、不放弃。

  也只有情感结构如此稳定的湘军,才能够屡败屡战,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

  也正是这样的湘军,恰恰可以套用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的那句名言来形容:他们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也正是这样的湘军,才可以让曾国藩笃定持重,宁迟勿速,不用奇谋,逐步推进,自武汉而九江而安庆,沿江东下,卒克金陵,收获最终之胜利。

  今人每以湘军为论,自诩湘人骁勇,为它省所不及,从而陷入地域之争,诚陋也。历朝历代,神州各地,几乎都出过强军劲旅,而这又从何说起?何处人不善战哉!特在于善用之也。苟用之得当,点豆拈草,皆可成兵;飞花摘叶,皆可伤人。岂地域使然!

  【No.20 吊昆阳】

  再说突然变得极端恶劣的天气,同样也让汉军措手不及,雷声大震,风骤雨急,能见度急剧降低,汉军不得不停止攻击,守住阵形,先求自保,同时祈祷着坏天气快点过去,以便早点再度上阵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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