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这时动摇起来：也许他真的做了什么有辱于党的事情?……他胡子拉碴，面容憔悴，外表也已经象个囚犯，步履艰难地来到中央全会的会场。亲爱的科巴热情地问道：“你想出了个什么名堂呀?”“那该怎么办呢?已经有了这么大的罪名。他们想开除我的党籍……”斯大林听说有这等荒唐事体而皱起了眉头;“谁也不会开除你的党籍!”
于是布哈林就相信了，又活跃了起来，心甘情愿地在全会面前表示悔过，当即取消了绝食。(在家里：“喂，给我切一段腊肠!科巴说了——不会把我开除。”)但在全会的进程中，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可真放肆!胆敢不尊重斯大林的意见!)骂布哈林是法西斯的爪牙，要求枪毙。
布哈林又泄气了，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开始撰写“致未来的中央的一封信”。全靠有人背熟了才保存下来的这封信，不久前已经向全世界公布。然而它并没有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以及“未来的中央”的震惊。致信的对象可谓高矣!——中央，没有比它更高的道德权威了。)因为这个敏锐的出色的理论家在自己的最后的话里决定留给后代的是什么呢?是要求恢复他党籍的又一次哀号(他为这种忠贞付出了昂贵的耻辱的代价!)。是完全赞同一九三七年和三七年以前的全部事件的又一次保证。那就是说，不仅赞同以前各次冤狱，而且也赞同我们伟大的监狱下水道的各股散发出恶臭的水流!
他这就等于签名画押，承认自己也应该淹进去。
最后，他这个筋肉强健的人、猎人和角力土(在闹着玩的角力中，在中央委员们的目睹下，他曾好几次把科巴摔倒在地!——对此，大概科巴也是不能原谅他的)。他已经完全成熟到可以移交给提词人和助理导演了。
他已经准备好到这样的程度，被摧毁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对他已经不需要采用刑讯了——他的立场比之雅库博维奇在一九三一年的立场有什么地方较强一些呢?他有什么地方不受那两个论据的支配呢?他甚至还要弱一些，因为雅库博维奇渴求的是死亡，而布哈林却害怕死亡。
只剩下按下列公式同维辛斯基进行一次不难的对话了：
——对党采取任何反对派立场就是反党斗争，对不对?——一般说——是的。实际上——是的。——但是反党斗争必然会演变为反党战争。——按照事物的逻辑——是的。——那就是说有了反对派的信念，任何卑鄙的反党活动归根结底都可能干得出来(暗杀、进行间谍活动、出卖祖国)?——但是对不起，这种事情并没有干出来。——们早可能把?——理论上说嘛……(须知是理论家呀!……)——但对你说来最高利益依然是党的利益吧?——是，当然，当然!——那么只剩下很小的分歧了：应当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为了使今后任何反对派的思想声誉扫地，应当把只是理论上可能做出来的事情承认早已经做了的。不是可能做出来吗?—一可能……——那就应当把可能的承认为现实的，仅此而已。小小的哲学上的转化。说完了?……还要说一句，我看无须向你解释：现在如果你在法庭上又缩回去，说出些别的——你要明白，你只会有利于世界资产阶级，只会损害党。而且，不用说，那时也不会让你死得舒服。如果一切摘得好——我们当然会让你活下来：秘密地把你送到基督山岛去，你可以在那里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过去的那几次审判，你们好像是把人枪毙掉的?——咳，你拿谁比呀——他们和你是两码事!再者，我们留下了好多人的命，只是报上说枪毙。
这样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难解的谜吧?
同样是那支在过去的审判中奏过多少遍的曲调，只是稍加变奏而已;要知道我们与你——都是共产党人!你怎能听信了别人的话——出来反对我们呢?悔悟吧!要知道你与我们在一起—一这就是我们!
一种历史观正慢慢地在社会里成熟着。而一旦它成熟了——将却会是那么简单。无论在一九二二年，无论在一九二四年，也无论在一九三七年，被告都还未能形成这样一种牢固观点，足以支持他冲着这支使人迷惑和僵冷的曲调昂首喊出：
——不，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革命者!……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俄国人!……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共产党人!
好像是，只需要喊出这么一声——布景便会塌散，厚厚的一层化装便会脱落，导演便会从暗梯逃跑，提词人也会纷纷乱钻到老鼠洞里去。而外面的气候将会是——六十年代!
但是，就连演得很成功的戏，也是十分劳民伤财的。于是斯大林决定不再利用公开审判了。
准确些说，为了让群众看清反对派的凶恶灵魂，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曾经拉开过一个在区一级普遍开展公开审判的架势。但是找不到好导演，没有力量做这么周详的准备，况且被告们本身也没有多大意思——一结果弄得斯大林左右为难。只是知道这个内情的人很少。几次审判失败了—一整个这件事也就作罢了。
恰好在这史可以介绍一下一次这类审判的经过，说的是卡德案件。这个案子的详细报告当时在伊万诺沃省报上已经登了一个开头。
一九三四年底，伊万诺沃省和科斯特罗马省及下诺夫戈罗德省交界的一个遥远荒凉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区，古老宁静的卡德村便成了区中心。新成立的领导班子是从各地调来的，彼此在卡德才认识。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景象凄凉的穷乡僻壤，它需要得到资金、机器的支援与生产事业的合理经营，然而相反，它却被粮食采购压得气息奄奄。区委第一书记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斯米尔诺夫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区地政科长斯塔夫罗夫是一个祖祖辈辈的庄稼汉，出身于“集约”农民，就是那些在二十年代根据科学原理经营产业的勤恳而又有知识的农民。(这种经营方法当时曾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鼓励;当时还没有决定把这些集约农民铲除掉。)由于斯塔夫罗夫已经入了党，他在清算富农时没有丧命(也许自己就去清算过富农?)。他们企图在新的地方为农民做点事情，但各种指示从上面滚滚而来，每一项都跟他们的创举做对;那里，在上面，好像故意发明一些办法来使庄稼人日子过得更悲惨。有一次卡德区的领导人往省里打了一份报告，说明必须降低粮食采购计划——现有计划区里不能完成，否则会使贫困化超出危险的极限。只要回想一下三十年代的局面(只是三十年代吗?)就可以掂量得出来这是一个对计划的多么大不敬的举动和对政权的造反行为。但是依照当时的作法，并没有由上头采取正面的措施，而是发挥地方上的主动，当斯米尔诺夫去休假的时候，他的副手第二书记瓦西里·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在区委会上作了一项这样的决议：“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斯塔夫罗夫的干扰，区的成绩将会更加出色(?)”。开始办起了斯塔夫罗夫的“专案”(做法很有意思：区别处理!对斯米尔诺夫先吓唬吓唬，使之中立，逼他靠边，然后再去搞他——这正是具体而微的斯大林在中央的策略)。然而，在争论激烈的党的会议上查明，说斯塔夫罗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就如同说他是罗马的耶稣会教士。区消费合作社主任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维奇·弗拉索夫，一个偶尔受过一点零星的教育、具有那种俄国人身上令人惊奇的独特才能的人，他是一个自学出来的合作社事业家，善于辞令，在辩论中能随机应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他能为之争得面红耳赤，他说服党的会议应当把区委第二书记罗曼诺夫因进行诽谤而开除出党!罗曼诺夫真地受到了警告处分!罗曼诺夫的最后发言对于他这类人很有代表性，也充分反映出他们对总形势的信心：“虽然这里证明斯塔夫罗夫不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但是，我相信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党会查清楚的，对我受的警告处分也会弄清楚的。”党果然查清楚了：区内务机关几乎是立即就逮捕了斯塔夫罗夫，过了一个月又逮捕了区执委会主席爱沙尼亚人乌尼魏尔——罗曼诺夫接替他成了区执委会主席。斯塔夫罗夫被押到了省内务机关，在那里他招认：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他一生与社会革命党人结成联盟;他在自己的区里是地下右派组织的成员(也是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一条罪状，所缺少的就是同协约国的直接联系了)。也许他并没有招认，但其中实情永不会有人知道，因为他已经死于伊万诺沃内监里的刑讯。而一页页的笔录都已写好。不久，假想中的右派组织的头头区委书记斯米尔诺夫、区财政科长萨布罗夫还有其他的人也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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