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一九一七年降临俄国，骑在它肩头的便是一九一八年。为什么我们马上就跳到了一九一八年呢?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容许我们在一九一七年多加逗留——从三月起。所有的政治犯(以及刑事犯)监狱(服刑监狱和侦查监狱)，以及全部苦役流放地都变空了——那些监狱的和苦役流放地的看守们是怎样度过这一年的——颇值得奇怪，想必是靠菜园子、靠种土豆勉强糊口(从一九一八年起他们就好过多了，在施巴列尔监狱，直到一九二八年，他们还在为新政府服务，日子港过得去)。
一九一七年最后一个月，已经开始明白，没有监狱是怎么也不行的，有些人除了关在铁窗后面没有地方可放(参看第二章)——说得干脆些，就是因为新社会里没有他们的位置。两个特角之间的那块平地就这样摸索着走过了，开始摸到了前头的第二个犄角.
当然，立即宣布了，沙皇监狱的各种惨状再也不会重复：再不会搞什么讨厌的感化、什么狱中禁止交谈、单人牢房、隔离放风和排成单行的齐步走，甚至监室也不会上锁!——亲爱的来宾们，请你们互相见面吧，尽情畅谈吧，彼此对布尔什维克发发牢骚吧。而新监狱当局注意的方向是执行外部警戒职务和接收沙皇监狱的财产(它恰恰不是那种应当打碎和重新建立的国家机器)。幸运的是，所有主要的中心监狱或牢狱在国内战争中并没有遭到破坏。只是这些弄脏了的旧字眼免不了要改换。现在把它们称为政治隔离所，把“政治”和“隔离”连在一起构成的名称表明：承认过去的革命政党的党员是政治上的敌人，并指明铁窗并不具有惩罚性质，而只是必须把这些过了时的革命者同新社会的前进过程隔离开来(而且，显然是临时的)。各个老中心监狱(苏兹达尔中心监狱好象从国内战争时期起就已经开始)的拱顶监室就在上述条件下接受了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
他们回到这里的时候，全都意识到自己的囚犯的权利，并带着早已经过考验的传统——如何坚持这些权利。他们把以下的待遇视为法定的权利(从沙皇那里争取到的并由革命确认了的)：领取特殊的政治犯口粮(包括一天半包香烟);从市场购买物品(乳渣、牛奶);一天许多小时的自由放风;监管人员对他们以“您”相称(而他们自己在监狱管理人员面前可以不站起来);夫妻住在一个监室里;报纸、杂志、书籍、文具用品和私人物品直至刮脸刀和剪刀——都放在监室里;一月三次收发信件;一月会见一次;窗户当然是不用任何东西挡起来的(当时还没有“笼口”这个概念);监室间走来走去不受阻碍;放风院子要有树木花草、丁香;自由选择放风同伴，并且可以把装有信件的口袋从一个放风院子扔到另一个放风院子;怀孕女犯在产前两个月从监狱送到流放地。
但所有这些——只是政治犯管理制度。然而，二十年代的政治犯们还记得某种较高级的东西;政治犯的自治，有了它，政治犯在监狱里便会感觉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是共同体的一个环节。自治(自由选举在行政面前代表全体犯人一切利益的组长)能够削弱监狱对单个犯人的压力，因为由大家共同把它承受起来，并且使每一个抗议因得到全体响应而增加力量。
他们就着手去坚持这一切。而监狱当局也着手去剥夺这一切。于是就开始了无声息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没有炮弹的爆炸，只是偶尔有几声步枪的射击，而打破玻璃的声音在半俄里以外是听不到的。为维护残有的一点自由、为维护残存的一点持有观点的权利而进行着无声息的斗争，这场斗争几乎进行了二十个年头——但是关于它没有出版过带插图的巨著。它的一切起伏变化、胜利和失败的纪录——我们现在几乎是无从得悉的，因为在“群岛”上是没有文学的，口头传说也随着人们的死亡而中断。只有这场斗争偶尔迸射出来的一些水珠，在间接的、昏暗不明的月光映照下溅落到我们这里。
何况从那时候起我们已经是几经沧桑了呀!——我们是经历过坦克战的人，我们是知道原子弹爆炸的人——如果监室上了锁，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通信权，公开敲墙打暗号、从窗口对着窗口喊话、用线系上便条从一层放到另一层楼，并坚决要求至少让各党团的组长能自由地巡视各监室……这在我们看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卢宾卡监狱的典狱长走进监室来，而无政府主义者安娜·格-娃(一九二六年)或社会革命党人卡嘉·奥利茨卡娅(一九三一年)拒绝在他进来时起立(而这个野蛮家伙想出一种惩罚办法。剥夺她出监室去解手的权利……)，这对我们说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两个姑娘舒拉和薇拉(一九二五年)为抗议那种只许低声说话的压抑个性的卢宾卡命令，在监室里高声唱起歌来(唱的只不过是丁香花和春天)——那时典狱长拉脱维亚人杜凯斯便抓住她们的头发沿着走廊拖到厕所里去，这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再如在从列宁格勒开出的“斯托雷平”车厢中(一九二四年)大学生们高唱革命歌曲，为此押解人员就不给他们水喝，学生们向他们叫喊：“沙皇的押解人员都干不出这种事!”——押解人员就毒打他们;或如社会革命党人科兹洛夫在克姆递解站上骂警卫是刽子手——为此遭到了拖打;这种种都算得了什么斗争呢?
因为我们习惯于把英勇精神只理解为军事方面的(噢，或者还有那种飞到宇宙去的英勇精神)，那种挂满勋章的英勇精神，我们忘掉了另一种英勇精神，公民的英勇精神，——而它呀!它呀!它呀!才正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一九二三年，在维亚特卡监狱里，社会革命党人斯特鲁任斯基与同志们一起(他们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抗议什么事?)在监室里垒起了障碍物，在褥子上浇上煤油后自焚了，如果不去找更深的原因，至少完全是施吕瑟尔堡监狱的传统。但当时引起了多少喧哗呀，整个俄国社会曾是多么激动阿!而现在无论维亚特卡，无论莫斯科，无论历史，都不知有过这件事。然而人肉却同样在火焰中发出咝咝的响声!
最初建立索洛维茨特种营的想法就在于，这是一个半年同外界没有联系的好地方。你从这里怎么喊叫也不会有人听到，在这里你愿意自焚就自焚去吧。一九二三年，把在押的社会党人从彼尔托明斯克(奥涅加半岛)转移到了这里，并把他们分配到三个孤立的隐僧修道院。
其中一个是萨瓦手修道院——包括两所过去供朝圣者住宿的房屋，湖的一部分也划进了隔离区。最初几个月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实行政治犯管理制度，有的亲属长途跋涉到这里探监，三个政党的三名组长成天同监狱长官进行各种谈判。修道院区内——是自由区，在这里面，囚犯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思考、做事。
但就在当时，在“群岛”草创时期，一种令人心情沉重的固执的流言已经在人们耳边爬行了，当时这类流言还没有得到“茅房消息”的称号：政治犯管理制度要取消了……要取消政治犯管理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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