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没有人管束，为什么不偷盗?三四个结伙横行的盗窃犯就能对几十名吓怕了压垮了的假政治犯称王称霸。
有首长们的赞许。以先进理论为依据。
但是，即使不用拳头进行反击，受害者为什么不上告呢?任何声音走廊里都是能听到的。押解队的士兵们正在栅栏外面慢悠悠地来回走动。
这的确是个问题。每一个响声，每一声嘶哑的哀告都能听到，而押解员照旧来回踱他的步子——为什么他不来干涉?离他一米之遥的昏暗的洞穴——包房——里正发生一件枪案，为什么国家的卫士不出来干涉?
仍是同样的原因;他也被灌输了这种理论。
更甚于此的是，对盗窃犯实行了多年的优待之后，押解队本身也在朝这个方向演变。押解队本身变成了盗贼。
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盗窃犯最猖狂，对政治犯欺压最深重的十年，谁也想不起押解队制止过一次在监室、车厢、“乌鸦车”里对政治犯的抢劫。相反，人们会告诉你押解队收受盗贼赃物并供给他们伏特加、(比口粮高级的)食物、烟草作为交换的大量事例。这类例子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
毕竟押解队的中土也是一个穷光蛋：武器、背卷、饭盒、士兵口粮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要求他押解一个穿着贵重皮大衣或铬鞣皮靴、提着一包城里的阔气东西的人民敌人而且还要他容忍这种不平等现象——这未免太残酷了。夺取这些奢侈品不也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吗?在这方面还能有什么别的准则?
一九四五——四六年，当时犯人们不是来自什么别的地方，而是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涌来。他们身上穿的，行囊里装的都是欧洲的稀罕物件，连押解队的军官们也抗不住了。他们的职务使他们躲开了火线，可是也使他们失去了在战争末期捞取战利品的机会——你说这公平吗?
在这种情况下，押解队把盗窃犯和政治犯掺混在一起已经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仓促，不是因为空间不够，而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盗窃犯们也不辜负他们苦心：衣物从“海狸”身上剥下来，转手就进了押解队的箱子。
但是，如果海狸们已经装进了车厢，列车已经开动，而盗贼却一个没有，嗯，干脆一个也没有装上车，今天沿线哪一站都没有遣送盗窃犯，那该怎么办?这种情形也听说有过几次。
一九四七年押送一批外国人由莫斯科去弗拉基米尔中心监狱服刑。第一次打开箱子就显出他们有贵重物品。这时押解队亲自动手在车厢里有条不紊地挑拣东西。为了防止遗漏，他们把犯人们脱得精光，叫他nl坐在厕所附近的地板上，押解队仔细地翻看和挑拣他们所有的东西。押解队没有考虑到，这批犯人不是去劳改营，而是送往一座正经八百的监狱。到达目的地，科尔涅也夫提出一份书面申诉，描写了全部经过。那支押解队被找回来了，对他们进行了搜查。查出了一部分东西归还了原主;没有查出的，给了赔偿。据说押解人员分别判了十年至十五年。不过这类事情没法核实，况且他们犯的是盗窃罪，在监狱里是蹲不长的。
然而这是个例外的事件。那个押解队长如果及时克制一下自己的贪欲，本来会明白，这种事顶好不要亲自沾手。下面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事例，正因为简单，所以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一节从莫斯科开往新西伯利亚城的“泽克”车厢里(A·苏济正好在这节车里被送解)正巧一个盗窃犯也没有。旅程很长;当时的“斯托雷平”是慢慢爬的。押解队长一点不用着急，他选好了适当的时间，宣布进行搜身，让犯人单个地带东西到走廊里来。被叫到的必须按狱规脱光衣服，但是搜身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此，因为被搜过的人又回到自己原来的挤得满满的包房。随便什么刀子、什么违禁品都能在同房犯人中转手。搜身的真正意图是对全部私人物品——身上穿的，袋里装的——进行摸底。押解队长(军官)和他的助手(中土)站在这些口袋旁边，他们对于长时间的搜身一点不感到厌烦，始终摆出一副傲慢的一本正经的神气。罪恶的贪欲禁不住要冒到外面来，但是军官以假装的冷漠将它按捺下去。他的处境如同一个老色鬼，眼巴巴地瞧着一些小姑娘，可是顾忌在场的旁人，对小姑娘们本身也有所顾忌，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他是多么需要几名盗窃犯啊!但是这批犯人里偏偏没有。
犯人里没有盗贼，可是有一些被监狱里的盗贼气氛熏染了的人。要知道，盗贼的榜样有教育作用，是会引起人们效仿的：它指出监狱中有一条轻巧的生路。两个不久以前的军官——萨宁(海军)和梅列日科夫——同关在一间包房里。他们两人都是“五十八条”，但目前已经转向了。萨宁在梅列日科夫的支持下宣布自己是本包房的室长，他通过押解员请求队长接见。(他看透了队长的傲慢神气，猜出他需要一名拉纤的!)这是破天荒的事，可是萨宁真地被叫出去了，而且在什么地方进行了交谈。另一间包房里的什么人也学着萨宁的榜样求见队长。那家伙也被接见了。
第二天早上发面包，不是按当时解犯口粮标准每人发五百五十克，而是二百五十克。
口粮发完了，开始有人小声埋怨。有埋怨，可是因为害怕“集体行动”，这些政治犯没有人出来说话。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声问发口粮的：
“首长公民!这口粮是多少分量?”
“该多少就是多少。”回答他说。
“我要求重新过秤，否则我不接受!”那个不要命的人高声宣布。
整个车厢鸦雀无声。许多人拿着口粮不往嘴里放，他们等着，说不定连他们的也会给重新过秤。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清白无假的军官走了过来。在一片静默中，他的话更加沉重地、更加不可抗拒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是谁在这里发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言论?”
众人的心都不跳了。(有人会反驳说，这不过是很普通的手法。狱外随便一个小头头都把自己宣布为苏维埃政权，谁会去跟他当真呢!但是对于那些吓怕了的人，对于那些被定了反苏活动罪的人，这一手还是比较吓人的。)
“是谁在这为口粮发动暴乱?”军官咬定不放。
“中尉公民，我只是想……”那个闯下了大祸的造反者已经在为自己辩解了。
“啊，是你?畜牲!是你不喜欢苏维埃政权吗?”
(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要争执?难道把这一小块口粮吃下肚子，忍过去，不吭气，不是简单得多?瞧现在“卡脖”了…….
“臭死尸!反革命!应该把你这小子在绞架上过过秤，你还要给口粮过秤?!苏维埃政权供你吃，供你喝，你这毒蛇还不满意?知道你干的事该怎么处理吗?……”
对押解队一声命令：“带出来!”铁锁哐啷一响。“出来，手背过去!”倒霉蛋被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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