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经历是：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创立了“大脑研究所”的德国科学家福格特请求给他两名有才能的大学毕业生随他回国长期工作。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和他的朋友查拉普金就这样被派出去完成一项没有时间限制的任务。虽然他们在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然而在科学专业方面却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因而一九三七年(!)接到回国的命令的时候，他们认为按照惯性的原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既不能放弃自己研究工作的合乎逻辑的延续，也不能丢开自己的仪器和学生们。他们不能回国大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在国内他们必须公开地往自己在德国的十五年工作的头上泼屎泼尿。只有这样做才能取得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是不是真的能取得呢?)。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拒绝回国者，虽然依旧是爱国者。
一九四五年苏军进驻布赫(柏林的东北郊)，季莫菲耶夫-列索夫斯基满心欢喜地迎接了他们并且献上了一座完好无损的研究所：看来一切问题都再理想不过地解决了，今后一定可以永远不必和研究所分别。来了几位苏方代表，在所里打了个转，说了声：“哼……哼，全部东西都装箱，我们要运到莫斯科去。”“那不可能!”季莫菲耶夫吓了一跳：“一切试验品都会死光!光设备就花了好多年才装置起来的。”“哼……”长官们表示惊讶。季莫菲耶夫和查拉普金随即被抓起来送往莫斯科。他们很天真。他们以为没有他们，研究所就不能工作。那有什么，宁愿它不工作，也要党的总路线的胜利!在大卢宾卡，轻而易举地就向被捕者们证明了他们背叛了祖国(嗯?)，各判了十年。现在这位七十五号监室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坚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因而总是精神抖擞。
在布蒂尔卡的监室里面，支板铺用的拱形的金属架子非常非常之矮：连监狱当局也没有考虑过铺底下还要睡人。因此，第一步你要把军大衣扔给你的邻居，让他替你在铺底下铺好，然后你才能胜朝下在过道里趴下，一点点爬进去。过道里人来人往，板铺下的地面也许一个月能打扫一次，你每天只能在傍晚上完厕所以后洗一次手，而且没有肥皂。因此决不能说，你感觉自己的躯体是一个“神授的容器”“。但是我感到幸福!在这块铺下的沥青地面上，在这个不断从铺板上往我们眼睛里落下尘土和碎屑的狗洞里，我绝对地、无条件地感到幸福。伊壁鸠鲁说得对：在经历过多样的不满足以后，多样的缺乏会被感觉为一种满足。经历过好像已经永远熬不到头的劳改营、十小时的工作日、寒冷、雨淋、腰酸背痛之后，哦，这是何等的幸福啊——整天整天地躺着、睡觉，而且照样领取一天六百五十克的面包和两顿热食(用配合饲料做的，用海豚肉做的)。一句话——“布监疗养院”。
睡觉是太重要了!肚皮朝下卧着，用自己的背脊当被窝，只管睡你的吧!在睡梦中你不消耗体力，不焦心，而刑期却一点点地过去，过去!当我们的生命像火炬一样劈劈啪啪迸出火星的时候，我们诅咒无所事事地昏睡八小时的必要性。而当我们被剥夺了一切，被剥夺了希望以后，——祝福你呀，十四小时的睡眠!
但是他们把我在那个监室里一连关了两个月，我把前后两年的觉都睡足了。在这期间我从板铺下面移到靠窗口的地方，又挪回到便桶旁边，不过这次已经上升到板铺上面。上了铺以后又挪动到靠拱门的地方。我已经睡得很少，我正痛饮着生活的甘露，尽情地享受着。早晨是科技协会，然后下棋、读书(那是在犯人当中旅行的书，八十个人才有三四本，要排队)。接下去是二十分钟的放风——大调和弦!即使冒着倾盆大雨我们也不放弃放风。而更主要的是人们，人们，人们!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谢妙诺夫，第聂伯水电站的创造者之一。他在俘虏营中的好友——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卡尔波夫工程师。机智、尖刻的物理学家维克多·卡甘。音乐院作曲系学生瓦洛佳·克列姆普涅尔。像林间湖泪那样深沉的维亚特卡森林伐木工和猎手。从欧洲来的东正教传教士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基甫尼奇。他并不局限于神学，他大骂马克思主义，宣称在欧洲早已没有什么人认真看待这个学说了。这时候我出来为它辩护，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一年以前，我还会满怀信心地用语录给他以怎样的痛击啊，还会对他进行一场怎样的毁灭性的嘲讽啊!但是这头一年的囚徒生活在我内心留下了印记，——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没有留意——积累了那么多的事件、见闻和认识，以至于我已经说不出这样的话：这是没有韵事!这是资产阶级造谣!现在我只能承认，是的，是有这些事。这么一来，我的全部论据的链条立即松软下来，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得我无法招架。
被俘人员仍是源源而来，源源而来，源源而来。两个年头了，这段来自欧洲的水流从来没有间断过。又是那些俄国侨民——从欧洲来的，从满洲来的。人们到俄侨当中去打听熟人的消息，先问：你们是从哪个国家回来的?再问：某某人您知道吗?他们当然会知道的(雅谢维奇上校被处决的事我就是从他们那里打听到的)。
还有那个德国老头儿——正是我在东普鲁士(两百年以前?)曾强迫他给我拎箱子的那个魁梧的德国人，不过他现在已经病弱消瘦了。哦，世界多么狭小!……天晓得我和他怎么会又遇到一起!老头子向我微笑，他也认出了我，而且好像还为我们的相遇而高兴。他原谅了我。他的刑期是十年，可是看来绝对活不了那么久。另外还有一个德国人，一个细长条的年轻人。这个人从来不答话，也许因为他一个俄国字也不懂。你一眼看不出他是个德国人：盗窃犯扒光了他的德国衣物，给他换了一身褪了色的苏联军便服。他原是一个有名的德军王牌驾驶员。他的第一次战役是玻利维亚与巴拉圭的战争，第二次是西班牙，第三次是波兰，第四次——英伦上空，第五次——塞浦路斯，第六次——苏联。既然是王牌驾驶员，那就不会不从空中扫射妇女儿童——战争罪犯!十年刑期和五年“戴笼口”“。当然，我们这个监室里也摊上了一名思想纯正的分子(如检察长克列托夫之流)：“把你们这些反革命畜牲抓进来，完全正确!历史将碾碎你们的骨头，拿你们去当肥料!”“狗杂种，你也要去当肥料!”人们朝他怒吼。“不，我的案子会重新审查，我是错判的!”整个监室咆哮、沸腾起来。一个白发苍苍的俄语教师在板铺上站立起来，赤着脚，向前伸直了手臂，好像新降临的耶稣基督：“我的孩子们，和解吧!我的孩子们!”人们向他叫喊：“你的孩子们在布良斯克森林里!我们不是谁的孩子!我们全是古拉格的孩子!
吃过晚饭，上过傍晚那一次厕所以后，夜幕在窗外的“笼口”上降临，天花板下折磨人的灯泡燃亮了，白昼使囚犯们分裂，而黑夜使他们靠拢。每天傍晚从来不发生争论，而是举行报告会或者音乐会。这又是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大放异彩的时候了：他整晚整晚地谈论意大利、丹麦、挪威、瑞典。俄侨们介绍巴尔干国家，介绍法国。有人作关于科布席埃的报告，有人讲解蜜蜂的习性，有人谈果戈理。这也正是烟友们大过烟隐的时光!监室里烟幕沉沉，像浓雾一样飘动，由于装了“笼口”，从窗口散不出去。柯斯佳·基乌拉和我同年，圆脸庞，蓝眼珠，动作有些笨拙可笑，他走到桌边，朗诵自己在狱中创作的诗，他的嗓音由于激动而变了调。他的诗作的标题是：《我的第一次牢饭》、《致妻》、《致子》。当你身在狱中努力通过听觉领会狱中诗的含意的时候，你是不会去注意作者的节调、重律是否有差错，每行的结尾是押半谐音还是全韵脚。这些诗句是你心中的血，是你妻子的泪，监室里在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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