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例外，那是在安泽尔岛上的各各他耶稣受难隐僧修道院，一个惩戒派遣点。那里治病的办法是用……谋害。被饥饿和虐待弄得奄奄一息的囚犯们躺在各各他教堂的地上，衰弱的神甫挨着花柳病患者，年迈的残废人挨着年轻的小偷。根据垂死者本人的请求，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各各他的医生给没有希望的病人服用士的宁——烈性毒剂。只穿着内衣的胡子老长的尸体冬天要在教堂里放很久。然后把它们在门庭里竖着激起来，因为这样可以少占地方。到了该运走的时候，只消从各各他山顶上往下推就行了。
这个山名和修道院的名称很不寻常，别处没有见过。传说(十八世纪手抄本，国立公共图书馆，《索洛维茨圣僧列传》)，一七一二年六月十八日修士司祭约伯在这座山下做节前彻夜祝祷，忽然看见圣母“在天上光华中”显灵。她说道：“这座山从此称做各各他，山上将建造一座教堂，一座耶稣受难隐僧修道院。它将会因为遭受无数苦难而白头。”因此就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建造了教堂。但是两百多年过去，这个预言仍是一句空话，似乎看不出何时能够应验。自从这里有了劳动营，你便不能这样说了。
一九七五年去过的人说，寺院毁了(六十年代还是完整的)，但墙壁还保留着，有些地方还能看到壁画。
一次，一九二八年，在克姆地区爆发了伤寒流行病。那里的居民死掉了百分之六十。伤寒也蔓延到大索洛维茨岛。在这个地方的冰冷的“剧场大厅”里同时倒卧着好几百名伤寒病人。成百的人进了坟场。(派工员为了怕把名单搞乱，就把姓氏写在每个犯人的手上。这样一来，病愈的人就把病死的短期犯人的姓氏改写在自己手上，以便和他调换刑期。)一九二九年押来成千上万的“巴斯马赤”“他们带来了一种流行病，得病的人身上出现黑斑，必死无疑。这种病决不可能是索洛维茨的犯人们推测的鼠疫或天花，因为这两种疾病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早已彻底消灭了。这种病被称为“亚细亚型伤寒”。这种病是治不了的，只能采取以下办法加以根除：如果监室里有一人得病，就把全室的人统统封闭在屋里，不让出来，只把食物递过去一直到全屋的人都死光。
如果能断定，群岛在索洛维茨时代对自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个孩童还没有猜出他自己将来的性格，这将会是我们的一大科学发现!接着，我们便可以顺藤摸瓜地考察它的性格是怎样一步步地显示出来的。可惜不然!虽然当时没有什么人可以请教，也没有先例可以效仿，好象也没有什么先天的遗传——群岛却很快就认清了自己的性格并把它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未来的经验中的许多东西，早在索洛维茨已经发明了。已经有了“免除一般劳动”这句话。全体犯人都睡板铺，可是已经有人睡木床;整连人住在一间大庙堂里，可是已经有人住在单间里。有的二十人一间，有的四、五人一间。已经有人知道了自己的权力：打量每批新押解来的女犯，给自己挑选一个女人(几千个男人只有一两百女人。后来增加了一些)。靠溜须拍马和出卖别人取得舒适地位的斗争已经在进行。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被撤销了办公室内的职位，可是后来又恢复了他们的工作，因为刑事惯犯们只会把一切事情弄乱。不断传来的凶险的风声已经把营内的空气搞得十分紧张。“对谁也不要相信!”——这已经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它挤走了和冻杀了“白银时代”的温情主义。)
自由人也已经尝到了劳动营生活的甜头，开始认真地享受它的快乐。自由人的家庭有权得到营里派给的免费的女厨子，随时可以叫劈柴工、洗衣妇、女裁缝、理发匠到家里来。文赫曼斯给自己建造了一座北极别墅。波将金的排场也很大，此人是沙俄龙骑兵上士，后来成了共产党员、契卡干部，现在又当了克姆中转营的营长，他在克姆市内开设了一个饭店，他的乐队队员都是音乐学院毕业生，女服务员穿着丝绸布拉吉。三十年代初期，从实行配给制的莫斯科来的古拉格的同志们可以在这里痛快地吃喝玩乐一番，给他们端菜的是沙霍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帐单是象征性的，只要三十来戈比，其余的钱由劳动营报销。
索洛维茨卫城还不是整个索洛维茨，这还是最受优待的地方。真正的索洛维茨甚至不在各个修道院里(把社会党人运走以后，在那些地方成立了劳动派遣点)，而是在森林采伐场上，在远处的工地上。但是现在最难探明这些偏远荒僻的场所的情况，因为正是在那里劳动的人没有活下来。据我们知道，早在那时候就已经是：秋天不让他们晒干身上的衣服;冬天在老厚的雪地里干活也不发给御寒的衣裳和靴袜;工作日的长短根据劳动定额决定：定额完成了，工作日结束;没有完成，你就别想进屋。当时也已经发明了这种“开辟”新派遣点的办法：把几百名一批的犯人派到一些毫无准备的荒无人迹的地方就算了事。
但是索洛维茨的最初几年，要求拼命干活和下达突击任务看起来是阵发性的，是间歇发作的火气。它们还没有变成缠住不放的制度。全国的经济还没有以它们为基础，五年计划还没有制定。北方特种营最初几年显然并没有对外承担硬性的经济计划，而且对于营内劳动的耗工量也并没有认真的统计。因此他们忽然可以随随便便地用惩罚代替正经的生产劳动：从一个冰窟窿里舀水灌进另一个冰窟窿，把圆木从一地搬到另一地，然后再搬回来。这表现出残酷性，是的，但是也表现出原始性。当要求拼命干活变成了一种周密的制度以后，在严寒中往身上泼水和捆在树上喂蚊子就已经是多余的了，是浪费刽子手们的精力。
有这样一个官方的数字：一九二九年以前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参加劳动的犯人只占全体犯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至四十一”(在国内有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也只可能是这样)。不清楚这里面包括了劳动营本身的内勤劳动或者仅仅是“外活”。但是其余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的犯人反正也是没有那么多内勤劳动可干的。这种比例不能不同样表现在索洛维茨。可以肯定，整个二十年代那里有不少犯人没有被派去从事任何经常性的劳动(部分的原因是他们身上没有衣裳)，或者只担负着形同虚设的职务。
震撼了全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震撼了索洛维茨。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新局长(一九三0年前上任的)诺格捷夫(就是那个屠杀社会党人的萨瓦季修道院劳动营的长官)“在大为震惊的听众的一片惊讶的低语声中”向克姆市的自由人报告了以下的数字：不算北方特种营本身的正以空前速度增长的森林采伐业，单单依照铁道木材公司和卡累利阿木材公司两家的“外活”订货计划，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完成了以下采伐任务：一九二六年产值——六万三千卢布;一九二九年——两百三十五万五千卢布(增加三十七倍!)，一九三O年又翻了两番。在卡累利阿的摩尔曼斯克边疆区境内，道路建设的产值，一九二六年完成了十万零五千卢布，一九三0年完成了六百万卢布——增加了五十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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