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撒旦发明的“分级灶”也并非全能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肯上钩。就象农奴们从前曾经悟出过“宁愿吃不饱，不想累断腰”这个道理一样，犯人们也明白了：在劳改营里并非低等口粮而是高等口粮才是一把杀人的刀。懒虫!笨蛋!麻木不仁的半动物!他们不想要补加粮!他们不想要这一小块用土豆、箭栝豌豆和水做成的有营养的面包!他们连提前释放也不想要了!他们连光荣榜也不想上了!他们不想站到整个工程和全国利益的高度，不想完成五年计划，尽管五年计划是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他们躲到矿井的隐秘角落，躲到建筑工地的各层楼板上去偷懒。他们高兴在黑洞里避雨，只要能不干活。
像雅罗斯拉夫尔城郊的砾石场这样一类大规模的劳动场面并不是经常能安排的：看守人员用肉眼全能望到的成百名犯人集中在一块不大的面积上，谁只要一停止动作，马上就会被发现。这是理想的条件：只要山头上那杆旗子不倒下，没有发出休息的信号，谁也不敢放慢速度，直直腰，擦擦汗。可是在其它的场合该怎么办呢?
想过了。想出了一个“作业班”。其家我们怎么能想不到呢?在我国，连民粹派也是想经过村社进入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是要通过集体。我们的报纸直到今天还是这么写的——“对于一个人，最主要的东西是劳动，而且必须是在集体中的劳动”!
在劳改营里正好是除了劳动之外一无所有，而且完全是在集体中的!这么说来，劳改营不正是人类的最高目标吗?最主要的东西不是已经得到了吗?
作业班怎样服务于其成员的心理上的充实、互相促进、互相监督和尊严感的提高——对这些我们已经有过一个说明的机会(第三章)。根据组成作业班的不同目的，还需要选定与此相适应的生产任务和班长(劳改营里的切口叫“疙瘩”)。班长必须能够在首长、看守、押解队不在场的情况下，利用棍棒和口粮驱使犯人干活，把作业班带起来。沙拉莫夫举出一些例子，在科雷马的一个淘金季节，一个作业班的全体成员死绝了好几轮，而作业班长还是原来的。在克麦罗夫劳改营里有这么一个叫别列洛莫夫的班长。他从来不动嘴，只用那根当做“制自”用的棍棒发号施令。这类人的姓氏可以占去本书的许多页，但是我没有去编录它。有意思的是，这一类的班长多半来自盗窃犯，不对，该说是来自流氓无产阶级。
然而，什么事情人们不能适应?如果看不到作业班有时候也成了土著社会的一个自然的细胞，如像狱外之有家庭一样，那会是我们的一个粗暴的忽略。我自己就见过这样的作业班，而且不止一个。诚然这不是所谓“一般劳动”的作业班，在那样的作业班里，必须有一些人死掉，否则其余的人是活不下来的。我所说的基本上是专业班;电工、车工、木工、油漆工。这些作业班人数越少(十至十二人)，互相保护和互相支持的精神就表现得越明显。
为了带领这样的作业班和发挥这样的作用，需要有适当的班长，适度地残忍，熟悉古拉格的全部道德(不道德)规范，眼光锐利，在班内办事公道，有一套对付上司的练就了的方法——有的是用嘶哑的声音骂街，有的是偷偷摸摸地捣蛋;要使所有的杂役都怕你三分，不放过为自己的作业班多争一百克面包、一条棉裤、一双靴子的机会。但是也要和有势力的杂役拉好关系，可以从他们那里打听出劳改营里的新闻和动向。这一切都是他实行正确的领导所必需的。他必须十分了解各项工程以及有利的与不利的工段(并善于把相邻作业班——如果它存在的话——挤到不利的工段上去)。对于搞“图赫塔”(弄虚作假)的机会要有锐敏的眼力——能摸准在这五天里从哪方面容易搞，是在定额上还是在完成数上。当工地主任已经拿起漏水的自来水笔要在工作日报单里划“不合格”的时候，他要能够毫不动摇地维护虚报数字。要善于给定额员送“油水”。知道他的作业班里谁是眼线(如果不是过分聪明和有害，就让他继续干下去，否则就塞一个较差的去顶替)。而在作业班里，他永远知道对谁该用眼神鼓励一下，对谁该骂几句，今天给谁派的活应该轻一点。有这样的作业班长的这样的作业班，总是能严峻地相处，严峻地活下来。没有任何温情，但是也不会有人倒下来。我在这样的一些作业班长手底下干过——西涅布里亚科夫，巴维尔·波罗纽克。如果编一份这类人的名单，也会占许多页。根据听到的许多介绍，共同的一点是，这一类会办事的聪明的作业班长多半是“富农”的儿子。
可有什么办法?如果人家硬要把作业班当做一种生存形式强加给你，那有什么办法?总得设法适应吧?劳动使我们丧命，但是要想不丧命也只能通过劳动。(当然，这是可以引起争论的哲学。也许这样回答更对：用不着你教我按你要求的方式丧命，还是让我按我希望的方式去丧命吧。问题是人家横竖不会让你……)。
作业班长有时也会面临困难的抉择：伐木作业班完不成五十五方的日任务，班长是要去蹲禁闭的。不想蹲禁闭，就得把班员们往死里使唤。哪边厉害，就得朝哪边磕头。
两个管理班子对于劳改营的用处，就像铁钳需要有两个夹头。两个班子就象铁锤和铁钻，它们把犯人锻成国家需要的东西，一旦砸烂了就扫进垃圾堆。虽然单另为营区(即劳改营本身)维持一套管理班子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开支，虽然它常常由于愚蠢、任性和“警惕性”而阻挠、干扰生产施工的进行，但仍是照设不误，可见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失策。设置两个管理班子——这就是把一个折磨者变成两个，两者交替行动，互相竞赛，看谁能从一个囚犯身上榨取的更多而给他的更少。
一个班子手里掌握着生产、材料、工具、运输，只缺一样做不足道的东西——劳动力。这个劳动力每天早晨由押解队从劳改营里带出来，每天晚上带回营(或者是两班倒)。犯人们在生产班子手里的那十个或十二个小时之内，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必要。甚至如果他们在工作日之内倒毙了，两个管理班子都不会在意：死了人比板材被烧毁或亚麻子油被盗窃更容易报销。对生产班子说来，重要的是逼迫犯人在一天内多干些，在工作日报单里给他们少记些。因为生产中致命的超支和短缺总要找一条路于弥补：要知道，托拉斯、建筑器材局、工地主任、工长、总务主任、汽车司机都在偷。犯人们偷得最少，而且不是为自己(他们能拿到哪里去?)，而是为本营的首长们和押解队员。更大的损失是漫不经心和考虑不周的经营管理造成的。此外，犯人对一切都不爱惜，也造成损失。弥补所有这些短缺只有一条路子——少付劳动力的报酬。
劳改营管理班子手里只有劳力“(此乃缩略语的杰作!)，但这是决定性的因素。劳改营长官们就是这样说的：我们能卡他们(生产管理班子)的脖子，他们别处找不到工人。(在泰加森林，在荒漠里，哪能找到?)正因为如此，他们拼命想拿手里的劳力去多捞钱。这些钱固然也上交国库，但一部分留作本营的管理费用，作为对劳改营领导给犯人提供警卫(防止自由)、吃穿和精神折磨的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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