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干活是为钱，你们是为嘴，这没有什么秘密。”一个修理压砖机的邋里邋遢的自由人机械工对我说。
运坯车装满以后，我和独臂的阿尔泰人普宁一起把它推走。这种车的样子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小塔，因为各摆十二块坯的十条木板使它的重心升得很高。这辆像装得太满的小书架子似的颤颤悠悠的小车，需要拽着它的铁把手沿着一条笔直的轨道往前拉，把它推上一辆当作底座的平台车，固定在上面，再沿着另一条直线把这辆平台车拉到一排烘干室的门前。在适当的烘干室前面停下，把运坯车从平台车上移下来，再朝另一方向把它推进烘干室。每一间烘干室就是一个长走廊，两边墙壁各有十排凹槽和十排支架。需要把运坯车迅速地不偏不斜地推到里面，放松杠杆，把摆着砖坯的十条托板分放到十个架子上，再把十对铁爪卸下来，然后立即推出卸空了的坯车。这一套工艺似乎是上一世纪某个德国人的发明(运坯车有个德国名称)，但是按德国人的设计，不仅要有铁轨支持着运坯车，在凹坑上还应该有地极支持着推车的工人呢。可是我们脚底下却只有一些朽烂、折断的板子，我时常踩空，掉下去。想必原设计还规定烘干室应安装通风设备，实际却没有。每当我在那里因为上不好架而手忙脚乱的时候(我时常把车推斜了，托板被卡住，放不到支架上去，弄得湿坯砸到头上)，都要吸进大量煤烟，使气管刺痒难忍。
所以把我赶回取土场时，我对离开车间并不太伤心。取土场也缺人手——那儿的犯人也在释放。鲍里斯·加麦罗夫也被派来挖土，我们开始一道干活。定额早就清楚：一个人连挖带装，再加推到绞车跟前，一班要干六车(六方)。两人干十二车。天气干燥，我们两人一天来得及完成五车。但是下起了秋天的牛毛细雨。一天、两天、三天，风也不刮，雨也不变大，只是渐渐沥沥地下个不停。它不是倾盆大雨，所以谁也不敢负停止室外作业的责任。“运河工地从来不下雨!”——这本来是古拉格的一句有名的口号。但是在新耶路撒冷不知道为什么连棉背心也不发。在这烦煞人的毛毛雨下面，我们只好穿着自己的前方的旧军大衣，在褐红色的取土坑里连爬带滚，染一身红泥。到了第三天末尾，我们的大衣至少各吸进了一提桶水。劳改营也不发鞋，我们只得在稀泥汤里泡烂自己最后一双前方带回来的皮靴。
头一天我们俩还说笑话;
“鲍里斯，你不认为图曾巴赫男爵现在会非常羡慕咱俩吗?他总是梦想在砖窑里劳动。记得吗?他希望累出一身汗，回家倒头就能睡着。他八成以为会有烤衣服的烘箱，有被窝盖，一顿还能吃两道热菜呢。”
但是推完了两车土，我一边在空车槽帮子上生气地磕着铁锹(粘土总是沾在锹上不下来)，一边说，话音里已经带着火气了：
“你说，那三姊妹”怎么就他妈的在家里呆不住?星期天没人强迫她们跟青年们一起去拾废铁。星期一没人向她们要学习圣经的笔记。没人勉强她义务教学。没人赶她们走家串户去搞普及教育。”
又推了一车：
“她们成天瞎叨叨些什么：要劳动!要劳动!要劳动!你们劳动去好了，见你们的鬼去吧，谁拦着你们了?那将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呀!多幸福呀!多幸福呀!什么样的幸福?该用警犬把你们送进这个幸福生活。那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鲍里斯体质比我弱，他勉强才使得动那把被土粘得越来越沉的铁锹，勉强才能把土甩到车帮子上。但是直到第二天他仍然尽力使我们的精神状态维持在弗拉季米尔·索洛维约夫一的水平上。他在这方面也比我领先了。他已经读过多少索洛维约夫的作品，可是整日埋头于贝塞尔函数的我，连一行也没有读过。
他把记得的向我口授，我也使劲记住，可是谈何容易，这时候已经没有那个脑袋瓜子啦!不，一个人怎样既能保住性命又能求得真理呢?为了理解自己的贫乏，为什么非得跌入劳改营的最底层不可呢?
他说：
“弗拉季米尔·索络维约夫教诲我们应当欢乐地迎接死亡。不会有比这里更坏的地方。”
说得对……
我们能装多少就装多少。惩戒口粮就惩戒口粮，去他妈的蛋!混完了一天，就往营里蹭。但是那里也没有什么好事在等我们：一天三次不放盐的用荨麻叶煮的黑汤，顿顿如此;一天发给一勺稀粥，只有一公升的三分之一。面包是已经切好的，四百五十克，早上一次发齐，中午和晚上一点面包皮也不给。接着还要叫我们淋着雨站队清点人数。又得穿着一身沾满粘土的湿衣裳躺在光板上睡觉，冻得哆嗦，因为工棚里是不生火的。
到第二天，那蒙蒙细雨还是下个没完。取土场泡透了。我们彻底陷在里面拔不动脚了。不论你一锹铲多少，也不论你在车帮子上怎么磕打，粘土反正是不下去。每次都得伸手把粘土由锹上抠进车斗。这时我们明白了我们这是白搭工，索性丢开铁锹，干脆用双手把脚底下吱吱作响的稀泥敛在一起，捧进车里去。
鲍里斯在咳嗽。他肺叶里还留着一块德国坦克炮弹的弹片。他又黄又瘦，鼻子、耳朵、面部轮廓变得像死人一样尖削。我细心观察他，我已经说不准他今年还能不能在劳改营里过冬。
我们仍尽量转移注意力，用思想战胜我们的处境。但是什么哲学、文学之类的话题已经谈不起来了。两只胳臂重得跟铁锹一样，耷拉着抬不起来。鲍里斯建议;
“算了，说话太费劲。我们沉默着，想些有用的事吧。例如作诗。在心里作。”
我颤抖了。他现在还能作诗?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枯黄的前额，可是在那上面同样也笼罩着多么顽强的天才的阴影啊!
于是我们沉默，用手捧着粘土。雨还在下着……但是他们不但不把我们从取土场上撤回，马特罗宁娜反而亲自驾到了。她目光炯炯(黑色的斗篷蒙在她“红色的”头顶上)，站在陡坡上向作业班长指点着各个角落。我们明白了：今天下午两点这个作业班下不了班。什么时候完成定额，什么时候才让回去。午饭和晚饭一块吃吧。
莫斯科的建筑工程因为没有砖正在停工……
马特罗宁娜走了。雨越下越大。粘土层到处是淡红色的水潭。我们的车斗里也积了水。皮靴筒变红了，军大衣盖上了一块块的红斑。双手被冰冷的粘土冻僵了，用手也已经捞不起什么东西往车斗里抛。这时我们放弃了这件徒劳无益的工作，爬到高处的草丛里坐下，低下头，翻起大衣领子罩住后脑勺。
从旁边看，像是野地里的两块淡红色的石头。
我们的同龄青年正在索邦(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或者牛津上学，在充裕的休息时间里打网球，在大学生咖啡馆里争论世界性问题。他们已经有著作出版，有图画展出。他们挖空心思地寻找能使周围不够新颖的世界变形的新颖方法。他们生古典大师们的气，因为那些人用完了情节和主题。他们生本国政府和本国反动分子的气，因为它们不愿意理解和接受先进的苏联经验。他们对着电台记者的麦克风喋喋不休地发表谈话，自说自话、娇声娇气地解释着他们在自己最近的或最初的一本书里想说些什么。他们判断人世间的一切都充满自信，特别是关于我国的昌盛繁荣和最高度的正义。只有到了老年，当他们编纂百科全书的时候，才会惊异地发现在我国的字头里，在我国的全部字头里，找不到有价值的俄国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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