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扯远了，我原想说，在我国，最优秀的著作是不为当时人所知的。因此我很可能在徒劳地重复另一人已经秘密地写出来的东西。如果我知道他的著作，本可把自己的书写短一些。但是在七年的苍白无力的自由时期，总算冒出来了一些东西。在黎明前的海洋中一个泅水者看到了另一个泅水者的头，并向他发出了沙哑的呼喊。这样，我发现了沙拉莫夫的六十篇劳改营小说以及他对刑事惯犯的研究。
我想在这里声明，除了某些局部性问题，我俩对群岛的看法从未发生过分歧。我们对土著生活的评价基本一致。沙拉莫夫的劳改营经历比我苦，比我长。我怀着敬意承认，是他，而不是我，触及了劳改营生活把我们一切人拖入的那个兽性和绝望的深渊的最底层。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我在我们的分歧点上对他进行反驳。其一就是对劳改营卫生科的看法。沙拉莫沙谈到劳改营的每一项设施都是深恶痛绝的(很对!)，只对卫生科做出偏袒的例外。他支持，如果不是制造，关于做好事的劳改营卫生科的奇谈。他断言劳改营里所有人都跟犯人作对，只有医生可以帮助他们。
但是可以帮助并不等于真的帮助。工地主任、定额员、会计。保管员、炊事员、值日员、派工员等等，如果乐意，也可以帮助。但真有那么多人帮助吗?
一九三二年以前，劳改营医务部门还隶属卫生人民委员部，那时候的医生可能真的是医生。一九二二年这个部门完全由古拉格接管，它的任务变成帮助压迫犯人和充当掘墓人。把个别好心医生做的好心事放到一边不说，如果劳改营卫生科不为共同目标服务，谁会让它在群岛上呆着?
一个垂死者因拒绝上工而遭管理员和作业班长殴打，打得他像狗似地舔着伤口，躺在禁闭室里两天不省人事(巴比奇)，过后两个月下不了铺——一这时候不肯写遭殴打的证明又不肯治疗的不正是卫生科吗?(治达劳改营第一劳改点。)
每一张把犯人关禁闭的决定上不都是有卫生科的签字吗?不过也不能忽略这个事实：长官们并不是非要医生签名不可。C·A·切博塔廖夫是英迪吉尔卡河畔劳改营里的一名自由雇佣的“贴橡皮膏的”(即医助。这个劳改营术语并不是胡造的!)。独劳点点长的禁闭决定，他一张也没有签过字，因为他认为这样的禁闭室别说关人，连关狗都不行：炉子只供走廊里的看守员取暖。但这有啥关系?他不签字，仍是照关不误。
由于工地主任或工长的过错，或者由于没有设置围栅或防护装置，在生产中造成犯人死亡。这时不正用得着医助和卫生科签字证明他是死于心脏病发作吗?(其结果是一切保持原样，以便明天另一个人去丧命。医助不这样做，明天自己就得下掌子面去劳动!哪怕你是医生，也得下去。)
每季度一次的体检的任务是把劳改营全体居民分成以下几类：重体劳、中等体劳、轻体劳、单人体劳。每当演出这种卫生普查的喜剧的时候，曾有很多好医生出来反对他们的专靠提供大批“重体劳”来保乌纱帽的坏科长吗?
也许至少对那些损毁自身之一部以保全其余部分的人们，卫生科能发一点慈悲?但谁都知道这条规矩，各劳改点都一样：对自伤者、自残肢体者、自损劳功能力者不得提供医疗帮助!命令是行政方面下的，们不摸摸帮助的是谁呢?是医生……。用雷管炸掉四根手指，来到小医院——人家不会给你绷带：滚开，死去吧，狗东西!在早年的伏尔加运河工地上，当全面竞赛正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自报劳动能力的事件忽然大量发生。马上找到了原因：阶级敌人捣乱!这些人还要治吗?……(当然这有赖于自报者的狡猾程度：可以把自损搞得没法验证。安斯·伯恩施坦巧妙地隔着一层布用滚水把一只手烫坏，从而保住一条命。另一个人用不带手套的办法巧妙地冻坏一只手。还有的在毡靴里撤一泡尿然后穿着它站到冰天雪地里去。但是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计算得很周到：弄不好，伤口发生坏疽，把命也丢了。也有不是出于本意的劳动能力的损伤：巴比奇因环血病而不能愈合的溃疡被误认为梅毒。无处验血，他本人也很乐意地扯了个流，说他和他的所有亲属都有梅毒史。结果他转入性病隔离区，从而推迟了他的死期。)
卫生科哪天给所有确实有病的人开过免体劳证明?哪天不把一定数量的重病号赶到营区外去劳动?苏列曼诺夫医生不同意“泽克”(犯人)民族的英雄和喜剧演员彼得·基什金住院，理由是他的泻肚还没有达到标准：应当每半小时一次并必须带血。基什金随大队被押上工地，半路上他冒着被枪毙的危险蹲下来。但是押解兵比医生要仁慈些，他截住了一辆过路汽车，把基什金送进医院。当然有人会反驳，说丙类人员(病号)住院和门诊的人数是规定了严格比例的，卫生科要按这个比例办事。反正每件事都有理由，但每件事也都包含了残忍，那是用“另一方面对某些人也做了好事呀!”的想法绝对抵销不了的。
再请你们看一看像克里沃谢戈沃第二劳改点住院处这样的惨不忍睹的劳改营小型医院。厕所的臭气充斥于整个医院。但问题仅仅在于厕所吗?这里每张病床上躺着两名泻肚的病人，病床间的地上也有两名。虚弱无力的病人直接拉在床上，既没有床单，也没有医药(一九四八一四九年)。管理住院处的是一个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因触犯五十八条而坐牢的)，忙得焦头烂额，可是一点办法没有。派来给病号送饭的是一些身大力强的年轻人，病号饭落进了他们的嘴，病号口粮被他们偷走。是谁安排他们干这个美差?毫无疑问是“教父”。医学院学生自然没有力量撵走这帮人，以便保护病号的口粮。可是哪个医生有这力量呢……o
也许在某个劳改营里卫生科有可能为犯人争取到真正适合人吃的伙食?比方说至少不让出现下工时互相牵着手走路的“夜盲班”没有!如果像出了奇迹一样，竟有什么人在为改善伙食出力，那一定是需要结实的劳动力的生产管理当局，决不会是卫生科。
谁也没有把这些责任全推在医生身上(虽然他们反抗的勇气往往是很微弱的，因为害怕被派去干一般劳动)。可是也用不着制造救命恩人卫生科的神话_卫生科跟劳改营任何分支一样是魔鬼所生，自然流着魔鬼的血。
沙拉莫夫继续发挥他的思想，他说在劳改营里囚犯们只能指望卫生科救命。他们不能指望也不敢指望自己双手的劳动给他带来好处：这是死路一条。“在劳改营里杀人的不是低口粮而是高口粮。”
这句谚语说得好：高标准的口粮是一把杀人刀。一个拖运原本的季节干下来，顶结实的劳力也只能剩下一口气。那时对他就改为临时残废待遇：四百克面包和最低一级的饭食。在一个冬天之内他们大部分都会死掉(比方说，八百人当中死掉七百二十五人)。剩下的转入“轻体劳”，到那儿慢慢去死。
我们能给伊万·杰尼索维奇提供什么旁的出路?当医助，人家不要;当卫生员，人家也不要。连一天的病假条子也不给他开。在营区里找个杂役的差事当当吧，一来文化不够，二来良心太多。除了靠自己一双手，还有什么别的活路?休息点?自残?争取以健康原因提前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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