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看看克里沃谢科沃的妇女劳动。在砖厂的取土场，一个地段开来完毕，就把顶板扔到那里去(开采前顶板平铺在地面上)。过后就需要把这些又湿又沉的原木从十至十二米深的大坑里拉上来。怎么拉法?读者会说：用机械嘛。那是自然。于是一个妇女作业班用两根缆绳(用缆绳的半中腰)套住原木的两头。每一头站两排人，像纤夫似地拽(步子要走齐，免得原木脱掉，一切又要从头做起)缆绳的一端，拉出原木。然后她们二十人一拨，把这样的一根原木扛上肩，在横眉竖眼的作业班长的骂骂咧咧的号令声中把它抬到新地方，堆在那里。你们会问为什么不用拖拉机?哎呀，饶了我吧!这是一九四八年，哪儿去找拖拉机?你们会说为什么不用吊车?可是你们忘记了维辛斯基说的“能把人们从空虚和渺小变成英雄的魔术师般的劳动”了吗?如果使用吊车，魔术师怎么办?如果使用吊车，这些人不得永远空虚和渺小吗!
干这样的劳动能把一个人的身体耗空。女人身上一切女性的东西，不论是固定的还是每月一次的，都不再有了。如果她们能拖到下一次的体验，在医生面前脱下衣服后露出来的已经不是洗澡房走廊里杂役们垂涎三尺的那个身体：她变成了说不出年龄的女人;肩膀呈现出尖锐的棱角，乳房耷拉着，像两只干瘪的小口袋;扁平的屁股上多余的肉皮打着福子。膝盖以上的肉已经这样少，以致两腿之间形成了空挡，一个羊头，甚至一只足球都能通过。嗓音变粗、变哑，脸上已经出现糙皮病的黑斑。(据一个妇科大夫说，妇女在伐木场上劳动几个月，一个更要紧的器官就会发生下垂和脱出。)
魔术师般的劳动!
生活里本来没有一般齐的事情，在劳改营里更不用说。在劳动中也不是所有人的处境都同样绝望，越是年轻，日子越好过些。我见过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纳波利娜娅，长得结结实实，她的农村丫头的面颊整个儿是红通通的。她在卡卢加关卡小型劳改营里当塔吊司机。她爬上吊车像猴子一样敏捷，有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地爬到吊臂上，从那地朝整个工地大声咋呼：“噢……噢……”她没有电话，从操纵室和地面上的自由人工地主任、工长联络也是扯着嗓子喊话。一切她觉得有趣、快乐，好像不是进了劳改营，简直都能入团了。她带着非劳改营式的善意向每个人微笑。她永远领得到百分之一百四十的口粮——劳改营的最高标准。她不用害怕任何人(当然除了“教父”)——工地主任不会让她受人欺侮。只有一件事我弄不明白，她在营里怎么得到学开吊车的机会的。人家同意她干这个活不图什么好处吗?不过她坐牢是因为触犯了一条无关紧要的非政治性法律。她焕发着旺盛的精力，而她赢得的地位允许她不是根据物质的需要，而是根据内心的要求跟别人恋爱。
十九岁进监狱的萨奇科娃也是这样描写她的景况。她被送进了劳改农场，那地方向来吃得比较饱，所以日子比较好过。“我唱着歌从一架收割机跑向另一架收割机，学习打麦相。”如果除了劳改营里的青春就没有别的青春，那就该在这里快活快活，不然在哪儿呢?后来她被转押到诺里尔斯克附近的冻土地带。连这个地方她也觉得像是“儿时梦中的神话城市”。服完刑期，她以自由人身份留营就业。“记得我走在暴风雪中，心里忽然冒出一股想撒撒野的情绪，我边走边挥动双臂，和暴风雪搏斗。我唱起‘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望着辉映着北极光的色彩变幻的天幕。我扑到雪堆上，仰望高空。我想唱歌，让整个诺里尔斯克全听到：五年没有战胜我，是我把它战胜了。什么铁丝网、板铺、押解队全结束了。我想爱什么人!想为人们做什么事!要使大地上再也不会有恶势力。”
不错，这正是许多人的愿望。
萨奇科娃毕竟未能使我们大家摆脱恶势力：劳改营依然存在。但她本人倒真是个幸运儿：别说五年，就是五个星期也足以把她消灭，无论做为一个女人还是一个人。
在我手里，和成千个凄惨或无耻的事例相反的就只有这两个事例。
如果你像尼娜·别列古德那样，还是八年级女学生就被判了十五年(按照政治性条款)关进来，除了在劳改营里你还能在哪里经历你的初恋?你怎么能不爱上不久前还是全市众口称赞、红得发紫，当时你还觉得高攀不上的爵士乐演奏员美男子瓦西里·科兹明呢?尼娜写了首《白丁香》，他谱成曲，隔着营区向她歌唱(他们俩已经被分开，他现在又是“高攀不上”的了)。
克里沃谢科沃工棚里的少女们也戴花——插在头发里，这是已结成劳改营婚姻的标志，但也说不定是已获得真正爱情的标志。
外面(古拉格外面)的法律似乎促成着营内的姻缘。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颁布关于巩固婚姻关系的全苏法令的同时，还有一项没有公布的人民委员会决议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指示。那里面规定，只需自由的苏联公民一方提出要求，法院必须不加阻挠地解除该公民与其在监禁(或在疯人院)中的配偶的婚姻关系。甚至免付办理离婚证书的手续费，以资鼓励。(在这种场合，任何人没有将既成事实的离婚通知另一方的法律责任!)这就等于号召男女公民赶紧在患难中抛弃他(她)们的丈夫或妻子，而在押者则应更彻底她忘掉他(她)们原来的婚姻。如果在押的妻子思念留在外边的丈夫，这已经不仅仅是愚蠢的和非社会主义的，而且简直成了违法。被丈夫牵连作为“反属”(反革命家属)入狱的卓娅·雅库舍娃落得了这样的结果：丈夫是重要专家，三年就获释了，他并没有把释放他老婆作为必需条件提出来。而她竟为了丈夫熬完了整整八年……
忘掉原来的婚姻，好吧。但是乱搞男女关系也受古拉格内部条令的谴责，当做是破坏生产计划的行为。这些忘掉了对国家和群岛负有义务的不要脸的娘儿们在生产场所乱窜，随时随地可以仰面躺下——泥地上、木屑上、碎石上、煤渣上、金属刨屑上全行——因而生产计划便会完不成!五年计划便会原地踏步!奖金也不会往古拉格首长的腰包里流了!不光如此，有的女犯还暗藏着怀孩子的卑污念头，想利用我国法律的人道主义以怀孕为名刨掉几个月的刑期。这几个月可以不干活，而她们的刑期有时候统共只有短短的五年或三年。所以古拉格的条令才要求：凡发觉有姘居行为者，必须立即将二人隔离，将其中价值较小的一方转解他处。(这跟把使唤丫头发送到远地的庄子上去的萨尔台奇哈们当然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这一类囚衣下的风流韵事给看守人员增添了无穷的烦恼。看守员夜晚本可以在值班室安安生生地打呼噜，可是却不得不提着马灯查夜，捕捉男工棚里光着大腿的死皮赖脸的老娘儿们以及钻进女工棚的老爷儿们。更别说也许他自己正欲火中烧呢(毕竟看守员也不是石头做的)，却还得费一番工夫把干了坏事的女人送进禁闭室或者对她做一整夜的思想教育工作，向她解释她的行为为什么不对，然后还要写出一份报告(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写这玩艺儿简直活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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