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的厄洛斯到底还是有一些威力!也并不单单是企图摆脱“一般劳动”的理智的盘算啊!犯人们感觉到，分界线是永久划定了，今后只会越来越死，越来越严，跟古拉格的所有方面一样。
如果说男女分隔以前还有过和谐的同居，劳改营的婚姻，甚至有过爱情，现在则只有公开的淫乱。
不用说，长官们也没有睡大觉，他们对自己的科学预见边实行边修正。单排铁丝网两侧增设了障碍区。后来发现这样的隔断仍不够用，便代之以两米高的隔墙，两例仍然没有障碍区。
在肯吉尔连这样的隔墙也不管用，痴情的男女越墙而过。这时候，每逢星期日(因为不能浪费生产时间!况且在公休日处理内务是顺理成章的)大墙两侧实行星期回义务劳动，强迫他(她)们把大墙加砌到四米之高。说来也逗人;人们参加这种义务劳动倒是兴高采烈。在分手之前至少可以和墙那边的人交个朋友，说上几句话，约好今后怎样通信!
后来在肯吉尔把隔墙接高到五米。五米之上又拉了一道铁丝网，再往后又接通了一道高压电网(该死的爱神威力之大——以至于此)。最后在两头又设置了警卫队的了望塔。在整个群岛史当中，这一道肯吉尔大墙有一段特殊的命运(见第五部，第十二章)。在其他特别劳改营(例如斯帕斯克)里也建造过类似的墙。
雇主们认为把男奴和女奴用铁丝网分开是合乎天理顺乎人情的。人们对于他们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方法的合理而恰当不能不表示钦佩，但是如果有人建议他们在自己家里也实行起来，那可要叫他们目瞪口呆了。
大墙越来越高，厄洛斯进退维谷。它找不到别的出路，有时飞得过高——变为柏拉图式的通信来往，有时钻得过低——变为同性恋爱。
情书从一个营区甩到另一个营区，或者留在厂里的约定地点。信里用暗语写地址：即使被看守截获，也弄不清是谁写给谁的(按目前的规定，查出一张条子就要送进劳改营内的监狱)。
加利亚·维涅狄克托娃回忆，有时候连认识也不是当面的，两人没有见过面就通信了，没有见过面就分手了。(进行过这样的通信的人，知道它的绝望的甜蜜，它的毫无希望和它的盲目性。)在上面说过的肯吉尔劳改营，立陶宛女人们隔着大墙嫁给她们从未见过面的同乡：天主教教士(当然也是穿着囚衣外套的犯人)书面证明某女和某男在上天面前永远结为夫妇。在这样的与隔着大墙的不相识的囚徒的结合(对于天主教信徒说来这种结合是不可改变的，是神圣的)中，我仿佛听到天使的合唱。它如日月行空之毫无私念，对于锱铢必较的和轻浮跳踉的爵士乐的世纪，它实在太崇高了。
肯吉尔的婚姻也有过不寻常的结果。上天听到了人们的祈祷，进行了干预(第五部，第十二章)。
妇女们(以及在男女分隔的营区里给她们治过病的医生们)现在自己证实，这种分隔状态她们比男人们更加难以忍受。她们特别容易冲动、神经质。女子同性恋爱迅速流行起来。娇嫩的年幼女子脸色变得焦黄，眼睑出现黑圈。身体比较粗壮的充当“丈夫”的角色。不论看守员怎样驱散这类情侣，她们仍是成双成对地睡在一张床上。当局把这类“夫妇”中的某些人从本劳改点遣送出去，这时便会爆发在哨兵的枪击下自己投向铁丝网的激烈的戏剧性事件。
斯杰普拉格的卡拉干达分营里集中的女犯全是“五十八条”。据H·B说，其中许多人一听说行动特派员要叫去谈话，心里就紧绷绷的，倒不是由于恐惧或是对卑鄙的政治审讯的憎恨，心里紧绷绷是因为这个男人将要把她和自己单独锁在一间屋里。
妇女营负担着同样沉重的“一般劳动”任务。诚然从一九五一年起形式上禁止了妇女伐木场(未必是看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的面子上)。但是还有这样的情形，例如，翁日拉格的男劳改营老是完不成计划，这时想出来一个给他们加劲的点子——强迫土著们以自己的劳动偿付地球上一切生物都能免费享受的那件事情。为此把妇女们也赶到伐木场上去劳动，和男人们同在一个押解队的警戒圈里，只隔着一道滑雪板压出的辙迹。现场采伐的木材全算在男劳改点的帐上，但是对男犯和女犯都有定额要求。肩章上有两道杠杠的长官直接对“木材工长”柳芭·别列津娜说：“如果你用手下的女人们完成了定额，我们就让别林斯基在小屋里跟你会一次!”但是，凡是身体棒一些的干活的男人，特别是身上有钱的生产杂役，这时只要给押解队士兵塞上几个钱(要知道这些人的工资也不够他们胡花的)，就能闯进女犯的圈子里去呆上个把钟头(直到买通的哨兵下岗的时候)。
在这个把钟头之内，在冰天雪地的森林里，他们将：选对象，互相介绍(如果事前没有通过信的话)，找地方，办事。
可是何必回忆这一切?何必触痛那些当时安安稳稳住在莫斯科市内和别墅里、在报纸上发表大作、在讲坛上发表演说、赴疗养地、出国的人们的伤痕呢?
何必回忆这些，如果今天依然如故。不是只许写那些“今后不会再重复了”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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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杂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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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跨进劳改营的犯人最早知道的当地概念之一就是“杂役”。凡是有办法不和大家分担共同的注定灭亡的命运的人，不管是从一般劳动里脱了身的，还是根本没有陷进去的，当地土著们一概不客气地冠以这个称号。
群岛上杂役的人数颇不少。在生活区，这类人数有严格的比例限制，在登记表上列为“乙类”。在生产区，有人员编制表的限制。但是他们总是不断突破百分比：一半是由于想活命的人数的巨大压力，一半是由于劳改营当局额预无能，人手少了就没法进行经营和管理。
据司法人民委员部一九三三年的统计，当时在剥夺自由地点从事各项服务工作的人数，包括经济管理(诚然也包括“自我看守”)在内，占土著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减少到百分之十七——十八(不算自卫队)，仍然是总数的六分之一。由此可见，本章所涉及的，是劳改营内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但是杂役们远远不止六分之一：因为这里只计算了营区内的杂役，此外还有生产杂役呢;再说杂役的构成有很大流动性，显然有更多的人在整个劳改生涯中曾一度当过杂役。最主要是，活下来的人当中杂役占很大比重;据我的感觉，五十八条的长期犯人能活下来并获得释放的，十之八九都是当杂役的。
差不多每一个能够庆幸劫后余生的长期犯人都是杂役，或者他大部分刑期都是在干这个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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