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事上，我想人们会对我们让步的，会让步的，但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丝毫不能引伸出对那些一分钟也未曾汗流满面地挣得面包的杂役们的责难。
流汗虽是没有流汗，但他们执行古拉格长官的旨意可是很卖劲的(否则就会被派去干一般劳动!)，很精细的，用上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要知道，所有重要的杂役职位都是劳改营和劳改生产的管理环节。它们恰恰是整个链条中经过特别锻造的(高质量的)环节，如果没有它们的话(如果所有犯人都拒绝杂役的职位的话!)，经营管理的整个链条，整个劳改营体系都会崩溃!因为从狱外永远提供不了这么多的高级专家，而且是同意多年在这种猪狗不如的条件下生活的专家。
可为什么没有拒绝呢?为什么没有把卡舍伊的链条拆散?
杂役的岗位全是经营管理的关键岗位。定额员!可是他们的助手记帐员的罪恶比他们少得了很多吗?施工员!可是技术员就那么干净?在哪一种杂役岗位上不得迎合上司，参与总的强制体系?难道一定要做文教科的教育员或“教父”的值日员才能直接为魔鬼做事?如果H做的是打字员的工作，仅仅是个打字员，她完成劳改营行政科交来的打字任务，这不意味着什么吗?让我们想一想。如果打的是命令的副本呢?这总不会给犯人们带来好处吧……。假设行动特派员没有自己的打字员，他需要自己打出对明天要拘捕的自由人和犯人的起诉书和整理好的揭发材料。可是，你看，他可能把这个任务交给这个打字员，而她就会把这些材料打出来并保持沉默，不去警告大难临头的人。是的，就此而言，即使一个最低等的杂役，总务大院的小炉匠，能不去完成制造手铐的订货吗?能不去加固强制室的铁窗吗?要不我们还是只限于波文字的工作吧：计划员怎么样?一个清清白白的计划员就不帮助和配合有计划的剥削啦?
我不明白这些智力的奴隶劳动比体力的奴隶劳动有什么干净和高尚的地方?
因此最应当激起我们的愤慨的不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汗水，而是劳改营办公室里平静的钢笔的沙沙声。
我自己的一半刑期是在“沙拉什卡”即“天堂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上工作。我们在那里与群岛的其余部分隔离了，看不到它的奴隶们的生活。但是难道我们不是同样的杂役?难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加强着同一个内务部和整个的镇压体制?
群岛上和整个地球上发生的每一件坏事，不正是通过我们去完成的吗?而我们却对伊万·杰尼索维奇大张挞伐，责备他不该砌砖。我们自己砌上去的砖比他还多呢!
在劳改营里听到较多的是相反的抱怨和责难：杂役们骑在干苦力的人们脖子上，私吞他们的食物，靠盘剥苦力保自己的命。这特别是针对营区杂役们说的，而且往往是言之有据。是谁在发给伊万·杰尼索维奇面包时克扣分量?是谁用蘸水的办法偷窃他的砂糖?是谁使得猪油、肉、好的麦片都进不了大灶?
掌管吃饭、穿衣大权的营区杂役是经过特别挑选的。要谋取这些职位，需要会钻营、耍滑、溜须拍马。要保住这些职位，需要冷酷无情和毫无良心(往往还需要兼任情报员)。当然，任何概括都难免牵强，我凭自己的记忆就能举出几个相反的例子，说明还是有正直无私的营区杂役。不过这种人在这些位置上都呆不久。至于大量日子过得不错的营区杂役，可以有把握地说，腐败和邪恶在他们当中，一般说来，要比在普通土著居民中凝聚得更加浓厚。劳改营长官们把这类工作交给他们原来的同僚——被关进劳改营的国家安全部门和内务部人员，并不是偶然的。沙赫特州内务处处长被关了进来，没有被派去伐木，又以马索里拉格指挥部独劳点派工员的身份爬了上去。内务部人员鲍里斯·古加纳瓦被关了进来(“因为我拆过一个教堂上的十字架，从此我一辈子没遇到好事”)，他会在列绍塔火车站劳改营食堂里当主任。但是表面看来完全是另一类的人物也能加入他们的行列。曾在德国人手下办过“青年近卫军”一案的克拉斯诺顿市俄国侦查员在奥泽尔拉格的一个分营里充当了一名受人尊敬的派工员。萨沙·西多连科过去曾是侦察员，一开始工作就落到了德国人手里，马上就开始为德国人工作，现在是肯吉尔的保管室主任。他很喜欢为了自己的遭遇在德国人身上出气。德国人干了一天活累得要死，晚点名之后刚要入睡，他就假装喝醉酒，走到他们那里使劲把他们叫起来：“德国人!Achtung!(注意!)我是你们的神!给我唱歌!”(吓坏了的德国人迷迷糊糊地从板铺上爬起来，向他唱“丽丽·玛尔莲”。)那些在深秋季节只让洛希林穿着一件衬衫离开劳改营的会计们;那个恬不知耻地用一份口粮面包从饥饿的安斯·伯恩施坦手里换走一双崭新的军用皮靴的布列波洛姆的皮鞋匠……这些应当算是哪一类人?
当他们聚在他们的门洞里，一边亲亲热热地抽烟一边商议营里的事情，你很难设想他们当中谁没有同流合污。
不错，他们也能说得出一些为自己辩护的话。例如利帕伊写过这么一封激昂慷慨的信：
“犯人的口粮无处不偷，无人不偷，而且方式极为恶劣狠毒。杂役们为个人偷一点，这只是小偷小摸。从事大规模偷窃的杂役都是迫不得已的(?)。管理局工作人员，不论是自由雇佣的还是犯人，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从分营工作人员身上榨油水，分营工作人员从劳改点工作人员身上榨，而后者就从保管室和厨房里在犯人的口粮上打主意，最可怕的鲨鱼不是杂役，而是自由雇佣的长官(谢夫德文拉格，北德维纳营的库拉根，波伊绥-沙普卡，伊格纳坚科)，他们不是偷，而是从保管室里‘拿’，一拿就不是几斤，而是几口袋，几大桶。他们照样不是单为个人拿，他们还要分赃的。犯人杂役干这种事，总还得在手续和帐面上遮掩遮掩。但是谁要不肯做这种事，不仅要丢掉现有的职务，还会被发送到惩戒劳改点和严管劳改点去。杂役人员的成份就这样按照长官的意志过着筛子，剩下的全是害怕体力劳动的胆小鬼、坏蛋、痞子。如果出了事，受审判的总归是保管员和会计，长官们仍是没事人：他们并没有留下收据。保管员揭发长官们的口供，侦查员一概认为是拨弄是非。”
这可以说是一幅自上而下的画面……
我有一个熟人，娜塔利亚·米利耶夫娜·阿尼奇科娃，一个诚实到极点的女人，有一回命运不知怎么要她当上了劳改营面包房的主管。她一上任就发现这儿有个老规矩：烤出来的面包(犯人的口粮)每天都有一部分送到(当然没有任何文字凭证)营区外面去，反过来烤面包的师傅每天从自由人的小卖部得到一些果酱和黄油。她取消了这个陋规，不让往营外送面包。从此每天烤出的面包又生又糊，后来出炉的时间总是推迟(这是面包师搞的鬼)，后来仓库开始卡他们的面粉;独劳点点长(他原来捞到的好处最多)不派马给面包房运输。阿尼奇科娃斗争了若干时日，最后只好缴械投降。此后工作马上又能顺利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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