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大使馆外度第一夜时就被捕的一个跟苏联姑娘结婚的年轻美国人(摩利斯·格尔施曼)。或者前西伯利亚游击队员穆拉维约夫，他曾以对白军的残酷惩罚闻名(这是为他兄弟报仇)，从一九三O年起就没有出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监狱的大门(是从勒索黄金开始的)，他在那里面丧失了健康、牙齿、理智、甚至姓名(变成了福克斯)。或者一个盗窃公物的苏军后勤军官。他因为害怕受刑事处分，逃到了奥地利的西方占领区，但是在那里—一你看好笑吧!——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这么一个浑浑噩噩的官僚想在那里也捞到一个高位，但是在一个人才竞争的社会怎么能办得到?他决定回国。在国内为盗窃公物和间谍嫌疑共得二十五年。他倒很乐意，觉得在这里可以呼吸到习惯的空气!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要想把什么人消灭掉，迅速而彻底地打发走，最简便的办法是把他列入五十八条。
放进这一类的，还有的不过是家属，特别是犯人的妻子(反属)。现在大家习惯地认为当反属被抓进去的都是党内大干部的夫人，其实这个惯例老早就形成了。贵族家庭成员、著名知识分子家属、神职人员家属全都是连窝端的。(甚至在五十年代仍是如此：历史学家赫·采夫因著作中犯了原则性错误，得了二十五年。但他的妻子也得给点才是。十年吧。但是把七十五岁的老妈妈和十六岁的女儿留下来干什么?就按不检举罪也给她们判点吧。于是四口人分别送进四座劳改营，剥夺互相通信的权利。)
越多的温驯、安静、不问政治甚至大字不识的人，越多的在被捕前只知道过日子的人被投入冤狱和灭亡的旋涡，“五十八条”就变得越发平庸和怯懦，越发失去最后一点点政治含意，变成迷惘的人们组成的迷惘的畜群。
但是光说“五十八条”的组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营中寻到的格调。
这类人从革命初期就受到四面围困：管理制度和法学家的理论。
先拿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第十号命令来看看。我们知道了，没有可靠材料不能逮捕的只有工人和农民。如此说来对知识分子，比方说，单凭不顺眼就可以逮捕罗。再听听一九二四年司法工作者第五届代表大会上克雷连科的讲话。我们又知道了：“对于被判刑的阶级敌对分子……改造是无能为力的，是达不到目标的。”到了三十年代之初，人们将会再次提醒我们，缩短阶级异己分子的刑期是机会主义的行径。什么“狱中人人平等”，什么“自做出判决之时起阶级斗争就停止了”，什么“阶级敌人开始改过自新了”之类的提法都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把这些全归拢在一起，就等于说：抓你们可以平白无故，改造你们是达不到目标的，在劳改营里必须把你们放在屈辱的地位，接着继续用阶级斗争把你们搞个不亦乐乎。
在劳改营里还搞阶级斗争——这怎么理解?说真的，囚犯好像都该是平等的呀。不，别忙，这是资产阶级观点!取消政治犯和刑事犯分别禁监的权利，就是为了让这些刑事犯骑在他们脖子上!(这是那些以前蹲过沙皇监狱的人发明的，他们在那里懂得了如果政治犯实行联合，进行政治抗议，会有多大力量，对于管理当局会有多大危险。)
这时候马上跳出来一个伊达·阿维尔巴赫，是她向我们做了说明。“再教育的策略是建立在阶级区分的基础上的，”“依靠和无产阶级最亲近的那些阶层。”(什么人最亲近?当然是“前工人”即窃贼罗，正好可以唆使这种人去迫害“五十八条”!)“如果不燃起政治激情，再教育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字不差的引文!)。”
所以，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给窃贼们摆布，并不是偏远的劳改工地上懒惰的长官们的自作主张，这是高级的理论!
“在管理制度方面采取按阶级成份区别对待的方法……对阶级敌对分子施加不间断的行政压力。”——当你穿着破坎肩、垂头丧气地熬过你那没完没了的刑期的时候，莫非你能想象出原来有这么个东西吗?——不间断的行政F力N
在上面援引的这部出色的著作里，我们甚至能读到在劳改营里给“五十八条”们制造种种难以忍受的条件的各种手段的明细表。这里面不仅仅包括在探监、送牢饭、通信、申诉权、营内(!)走动权方面的种种限制，而且还有这样的办法：把阶级异己分子编成单独的作业班，把他们置于更困难的条件下。(我替他们解释一句：这意思是在丈量完成的工作量时欺骗他们!)他们完不成定额，就宣布是阶级敌人捣乱。(科雷马对整个作业班的屠杀就是这样来的!)。书内还有创造性的频频忠告：不可派富农和二富农(即被判劳改的最优秀的农民，他们做梦都梦见农活)去从事农业劳动!还有：不经过预先考核，不能委以有高级专业水平的阶级敌对分子(即工程师)任何重要的工作(但是在劳改营里谁有那么高的专业水平能考核工程师?显然是由文教科的盗贼轻骑兵，类似红卫兵的人物)。这个忠告在运河工地上难以执行，因为闸门不会自己替自己做设计，河道不会自己给自己定线。在这种情况下，阿维尔巴赫只得退而求其次：专家进劳改营以后起码要先干六个月的一般劳动!(想要他的命，六个月也足够了!)据说只有不住在知识分子的享受特权的工棚里，“他才能体验到集体的压力”，“反革命分子才会看到群众是反对他们的，蔑视他们的”。
只要掌握好了阶级的意识形态，什么事都能倒过来说，十分便当。有人把“以前的……”和知识分子安置到杂役的岗位上吗?——他这就是“有意叫劳动者出身的劳改犯去干最繁重的劳动”!如果在保管室工作的是一个以前的军官而服装不够分配，那不用说是他“有意识地扣压”。如果有人对高产标兵说了一句“别人赶不上你们!”，这表明他一定是阶级敌人!如果一个盗窃犯喝醉了，或者企图逃跑，或者偷了东西，人家便会对他做工作，说这不应该由他负责，这是阶级敌人把他灌醉了，或者教唆他逃跑，或教唆他偷窃。(知识分子教唆扒手偷东西!——这话是一九三六年一本正经地写在书里的!)而如果“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创造出良好的生产成绩”——这是他“为达到伪装的目的而去做的”!
一圈都封死了!干活也罢，不干也罢，喜欢我们也罢，不喜欢也罢——我们反正要憎恨你，反正要通过盗窃犯的手消灭你!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普季岑(因触犯五十八条而坐过牢)感叹地说：“真正的犯罪分子根本没有能力从事真正的劳动，正是无辜的人才肯把自己全部贡献出来，直到最后一口气。戏剧性就在这里：人民的敌人才真是人民的朋友。”
但是对于你的牺牲，人家并不领情。
“无辜的人”!这就是被大批赶进劳改营的政治犯代用品们主要的自我感觉。这也许是世界监狱史上的空前事件;成百万的囚犯都觉得自己是清白的，全是清白的，没有一个人有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服苦役的只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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