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并不享有任何世界盛名的人物——水利学家罗季奥诺夫教授。(维持科夫斯基介绍了他的事迹。)被监禁以后，他拒绝从事专业工作，尽管这是一条最轻松的道路。于是被分配去缝皮靴。难道这个人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犯吗?他是一个天性平和的水利学家，并没有进行斗争的思想准备，但是既然他能在狱吏面前坚守自己的信念，难道还不能算一个真正的政治犯?他还需要什么样的党证?
像一颗星星突然变得明亮几百倍然后猝然熄灭一样，一个本不想成为政治犯的人也可能在狱中发出短暂的强烈闪光并因此而毁灭。这类事迹我们一般无法知道。有时候某个见证人会说出来。有时候会见到一张褪色的纸片，根据它仅仅可以做出一些大致的推测：
雅科夫，叶菲莫维奇·波奇塔尔，一八八七年生，非党员，医生。战争一开始就在黑海舰队空军基地工作。塞瓦斯托波尔基地军事法庭第一次的判决是五年劳改。似乎很平安。但这又是怎么回事?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判决;枪毙。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执行。在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之间的这不祥的五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是像星星一样爆发了?或者仅仅是因为审判员忽然发觉判轻了?他前一案的问题现在平了反。这说明，如果没有后一案就不会……?
而托洛茨基分子呢?纯血统的政治犯!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荣耀。
(人们在向我叫喊!台上在向我摇铃：站回原位去!说唯一的政治犯!说那些在劳改营里仍坚持神圣的信念的铁铮铮的共产党员!……好吧，下一章我专门谈谈他们。)
历史学家们有朝一日会研究我国青年政治犯的小溪是从什么时候流起的。我觉得是从一九四三——四四年开始的(我指的不是社会党和托洛茨基派的青年)。这些差不多还是中学生的人(请回忆一九四四年的“民主”)忽然想寻求一个不同于向他们硬性灌输和偷偷塞到他们脚下的那个立场的立场。那么，还能把他们称为什么人呢?
只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没法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
如果二十二岁的阿尔卡季·别林科夫为他的当然是没有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感觉的草稿》进了牢狱，后来在劳改营里继续写作(但在死亡的边缘把文稿托付给了眼线凯尔迈耶尔，结果获得了新的刑期)，——对这样的人我们难道能拒绝给予政治犯的称号吗?
一九五O年列宁格勒机械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建立了一个有纲领和章程的党。许多当事人遭枪杀。这件事是阿伦·列文告诉我们的。他本人得到了二十五年。路旁的一根小木柱，如此而已。
我国当代的政治犯必须具有大大超过先前的革命党人的坚毅和勇敢，这一点用不着论证。先前为了较大的行动只会被判处轻微的刑罚。革命党人也并不须非那么勇敢不可：事情败露，他们只有自身(而不是全家!)受祸的危险，甚至并不是掉脑袋，而是不长的刑期。
革命前张贴传单意味着什么?游戏!跟放鸽子一样。连三个月也判不了。但是弗拉季米尔·格尔舒尼团体中的五少年书写“我国政府名誉扫地了!”的传单却需要下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团体中的五少年行刺沙皇那么大的决心。
它是怎样自己燃烧起来的，它是怎样在人们内心觉醒的?在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克市的一座唯一的男中里，五个男孩子(共青团小组长米沙·巴克斯特;托利亚·塔兰京，也是共青团积极分子;维尔维尔·列赫特曼;尼古拉·科涅夫和尤里·安尼卡诺夫)从九年级起就脱离了无忧无虑的精神状态。他们既不为姑娘们苦恼，也不在时髦的舞蹈上花脑筋。他们环视着城内的野蛮和酗酒，刻苦地钻研和经常翻阅自己的历史教科书，试图进行联系和对比。升入十年级以后，他们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一九五O年)以前用印刷体字母写出他们第一份幼稚的传单：
“工人，你办我们今天过的难道就是我们的祖父、父亲、兄长为之奋斗牺牲的那种生活吗?我们做工，可是只得到可怜的几个小钱，就这点他们还在压低……精读读这些并想想自己的生活吧……”
他们自己也只是在想，因此没有提出任何号召。(他们计划散发一套这样的传单，自己动手制造一部胶印机。)
张贴的方法是：五人一起夜间上街，一人把四团湿面包粘在墙上，另一人贴上传单。
早春，他们班里来了一个像是新教师的人，要大家……用印刷字体填写登记表声校长恳求不要在学年结束以前逮捕他们。这些孩子们被关进去接受侦讯的时候，最遗憾的仍是未能参加自己的毕业晚会。“谁领导你们的?快招!”(国家安全人员不能相信这些孩子们单纯是受良心的驱使。这种事哪能相信?不是说生命只有一次吗?干嘛要去思索呢?)禁闭室、夜审、罚站。省法院的不公开开庭、(审判员——普希金，此人不久后即因受贿而被判刑。)可怜巴巴的辩护律师、不知所措的陪审员、威风凛凛的检察长特鲁特涅夫(!)全体都判了十年或几年徒刑。把这些十七岁的少年们都送进了特种劳改营。
不错，老谚语没有瞎说：“勇士要在监牢里找，蠢人要在政治指导员里找!”
我是为无声的俄国写作，所以不多谈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都是能写的人，凡侥幸活下来的必定准备好了详细的回忆录。他们会比我更完整更准确地描写出他们富于戏剧性的史诗。
但是为了照顾全面，在这里也略谈几句。
他们在二十年代末期曾利用早先革命党人的全部经验进行过系统的地下斗争，不过站在他们对面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可不像沙皇暗探局那样呆头呆脑。我不知道他们对于斯大林为他们安排的一概消灭的下场是早有准备还是仍以为事情会以几句玩笑与和解而结束。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一些勇敢的人。(不过我担心一旦他们掌权，给我们带来的疯狂行为不见得会比斯大林的好。)我们要指出的一点是，直到三十年代，当末日已经临近时，他们仍认为和社会党人发生任何接触都是背叛和耻辱。因此他们在隔离所里自己抱成一团，连替社会党人转递狱中信件都不肯干(要知道，他们认为自己是列宁主义者呢)。斯米尔诺夫的妻子(在丈夫已被处决后)总是避免和社会党人交往，说是“免得被看守员发现”(也可以说是免得被共产党员的眼睛看见)!
有这样印象(但我不坚持)，他们在劳改营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里有过多的瞎忙成份，因而总带着悲喜剧的色彩。他们在由莫斯科去科雷马的闷罐车里约定着“秘密联系办法、暗语”之类。可是到达目的地后他们都被分别塞进了不同的劳改点和不同的作业班。
比方说一个老老实实地挣得了生产口粮的“反革命托派作业班”突然被改为吃惩戒口粮。怎么办?“隐蔽得很好的地下共产党支部”进行讨论。罢工?但这正好是上挑动者的钩。他们想挑动我们闹事，而我们——我们偏偏要骄傲地去上工，没有口粮也要去上工。我们可以去上工，可是劳动要像吃惩戒粮的样子。(这是在三七年，在作业班里不仅仅有“纯粹的”托洛茨基派，还有被划为托派的“纯粹的”正统派，他们都向中央斯大林同志、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叶若夫同志、向中执委加里宁同志、向总检察署呈递了申诉书。他们极不希望现在和劳改营首长们闹翻，因为将来随身携带的鉴定书还要靠他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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