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贼在获释后也还保留着靠他人血汗生活的习惯，虽然初看起来这是与他们的长入社会主义相矛盾的。一九五一年，在奥依-米亚康(乌斯特-涅拉)释放了一名盗窃犯克罗哈廖夫，他就在那个煤矿上当了采煤工。他手里连锤子也没有拿过，采矿工长把犯人的产量算在他头上而使他月月超产。克罗哈廖夫每月挣得八一九千，拿出一千给犯人们解馋，犯人们对此很高兴，都不吭声。作业班长，犯人米留奇欣在一九五三年试图打破这种做法。狱外的盗贼们给了他几刀子，反而控告他犯了抢劫罪。他受到了审判，重新又得了二十年。
希望不要把这项附注理解为对那条流氓无产阶级不是私有者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修正。当然不是私有者!克罗哈廖夫并没有用自己的八千卢布去造别墅。他把这些钱都花在玩牌、喝酒和女人身上了。
请看一个女贼——别列戈瓦姐，载入了伏尔加运河光荣的编年史的女贼。她无论被关进哪个关押所去，都成了那里的祸害，在每一个民警派出所里她都耍无赖。如果她出于调皮也去上工，事后就把做成的一切都毁掉。一九三三年七月，她带着一串前科被送到德米特拉格。往下就是一章传奇：她走进了“印度”，在那里没有听见骂娘的声音，没有看见有人玩牌，感到奇怪(只有这种奇怪是确实的)。据说有人向她解释，这里盗窃犯们都在埋头劳动。于是她马上去上工挖土，并且工作得“很好”(应读成：把别人的土方算在她帐上)。往下是真事：十月里(天气冷起来)她并没有生病，却上医生那里去要求(袖里藏着刀吗?)开几天病假。医生乐意地(!他总是有许多病号名额)答应了。女派工员波利亚科娃是别列戈瓦娅的老朋友，自动给她增加两个星期去偷偷懒，给她记上假工时(就是说，又是从苦力们身上扣下完成的土方量算在她帐上)。这时就出了事情，别列戈瓦娅对派工员的令人羡慕的生活看得眼馋，也想去当当“母狗”。有一天，当波利亚科娃叫醒她去出工的时候，别列戈瓦哑声明，她在没有揭穿波利亚科娃在工时、定额和口粮上玩弄的鬼花样以前，不打算去挖土(报恩的感情对她没有多大约束力)。她设法让行动人员传见了她(盗窃犯不怕行动人员，他们不会有获得第二个刑期的危险，但“反革命分子”不出工试试!)——并且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落后的男犯作业班的班长(看来她保证了要去打碎这些垂死者的牙齿)，后来又接替波利亚科娃成了派工员，再往后成了女犯工棚的教育员(这个骂娘专家!这个女赌棍!这个女贼!)和建筑施工队长(就是说已经支配起工程师来了)。在德米特拉格的所有光荣榜上总是装饰着这个穿着皮夹克挎着图囊(从别人身上卸下来的)长着一口利牙的“母狗”。她的手善于打男人，眼睛像妖婆。阿维尔巴赫颂扬的正是她这样的人物!
劳改营里盗窃犯的道路正是这样容易：小小地闹一场，出卖一次朋友，往后就可以去打人、踩人了!
有人会反驳我说，只有“母狗”才会去担任职务，而“诚实的盗贼”是信守贼帮戒律的。这两种贼我都不知见过多少，但从来也没有看出一种败类要比另一种败类高尚些。盗贼用火钩子撬爱沙尼亚人的金牙。盗贼(一九四一年在克拉斯拉格)把立陶宛人扔在厕所粪池里，因为他们不肯把外面送进来的食物交给他们。盗贼抢劫被判死刑的犯人。盗贼们闹着玩似地把随便碰上的同监犯人杀掉，只是为了作一起新案来引起侦查和审判，好在暖和地方度过冬天或者离开他们目前所蹲的条件艰苦的劳改营。至于讲到在严寒天气剥人衣服鞋子这类小事，还有什么可说?还用去说;夺走别人的口粮这种事吗?
石头不长果子，盗贼不做好事。
古拉格的理论家们愤愤不平说：富农分子(在劳改营里)甚至不把盗贼们当作真正的人看待(据说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富农分子的野兽本性)。
如果他们把你的心掏出来吸血，怎么能把他们算作人呢?他们的整个“罗曼蒂克的自由精神”就是吸血鬼的自由精神。
没有亲自与盗贼狭路相逢过的有教养的人们反对这样无情地评价盗贼界：对盗贼如此气忿的那些人的动机，是不是对私有制的暗中热爱呢?我坚持自己的说法：他们是吮你心的吸血鬼。他们接连不断地糟蹋一切我们认为是属于自然的人性范围内的东西。——但难道这是已经那么没有希望了吗。须知这并不是盗贼的天生素质!但他们心灵的善良方面在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大概，已经被盗贼界的法律扼杀了，压下去了，因为依照这种法律，我们这些他们之外的人都不是人。上面我们已经讲到过恶行的阈限。显然，浸透了盗贼法律精神的盗窃犯们不可逆转地越过了某种道德上的阈限。还会有人反对：可是你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偷鸡摸狗的小毛贼，真正的大盗，盗贼界的头头们，都已在一九三七年被枪毙掉了。确实，我没有看见过二十年代的盗贼。但是，我缺乏想象力去设想他们是一些道德高尚的人物。
但是已经够了!我们也要为盗贼们说句辩护话。他们是有“独特的法典”和独特的荣誉观的。但问题不在于他们是我国行政人员和文学家们想要的那种爱国者，而在于他们是完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强盗。尽管无产阶级专政对他们百般照顾——他们一秒钟也不尊重这种专政。
这个部族降临到尘世来是为了生活!既然他们蹲监牢的时间几乎同呆在外面的时间差不多，那么他们在监狱中也想要摘取生活的花朵，而这种监狱是为了什么目的设立的，以及与他们一起相处的其他人怎样受苦，对他们都毫不相干。他们是桀骜不驯的，并且享受着这种桀骜不驯的果实—一所以他们干吗要去关心那些俯首贴耳当一名奴隶而死去的人呢?他们要吃——他们就把看到的一切可吃和好吃的东西夺来。他们想喝——一他们就把从邻居那里夺来的东西卖给押解队员去换伏特加酒。他们想睡得柔软——尽管他们样子威武，他们认为随身带着枕头、棉被或绒毛褥子是完全光荣的(何况那里还是藏刀子的好地方)。他们喜爱天赐的太阳光，如果不能上黑海疗养地去，那就躺在建筑工地的屋顶上、采石场上、矿井的进口处(让傻小子们到地下去吧)。他们肌肉发达，可以聚成肉疙瘩。他们在自己的古铜色皮肤上刺满花纹，就这样来使他们的艺术上的、色情上的甚至道德上的需要得到经常的满足：他们彼此观赏着刺在胸部、腹部、背部的停在岩石上的或翱翔于天空的雄鹰;光芒四射的金盘(太阳);拥抱在一起的男女;以及他们享乐的个别器官;突然在心旁看到了——列宁或斯大林，或者甚至两人一起(但其价值与挂在盗贼脖子上的十字架相等)。有时，一个把煤块扔进屁股眼里去的司炉或者正在玩手淫的猴子的图象会引起他们大笑。他们彼此可以读到虽然是早已熟悉但重见时仍然可亲的字句：“我X全体贱货的嘴!”(听起来好像“我是阿萨尔哈东国王!”那么庄严)或者是刺在女贼腹部的：“愿为热烈的……而死!”甚至还可在一只已经在人家助下桶过几十刀的手上读到一句小小的箴言：“记住母亲的话!”或：“我记得爱抚，我记得母亲。”(盗窃犯们崇拜母亲，但只是形式上的，并不履行她的告诫。叶赛宁的《母亲的信》在他们当中很流行，后来还有叶赛宁所有比较简单的诗。他的某些诗，如今《……信》、《黄昏紧蹙了黑眉》，他们会唱。)——为了强化他们飞速流逝的生命中的感受，他们喜欢吸食麻醉剂。最容易得到的是印度大麻，它就是普兰特草，卷着抽。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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