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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群岛_[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完结】(230)

  他们要比波戈廷(还有舍伊宁)所塑造的形象聪明得多,用廉价的改造是收买不了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比狱吏们更接近于生活,更完整,不含有任何唯心主义的因素!——而硬要挨饿的人们去劳动并在劳动中死去——这一类咒语纯粹是唯心主义。如果说在同长官公民或莫斯科来的记者谈话的时候,或者在令人啼笑皆非的群众大会上,他们热泪盈眶,声音发抖,那这只不过是演员的逢场作戏,旨在得到什么优待或减掉点刑期——而此时盗窃犯肚子里却一直在窃笑!盗窃犯很清楚地懂得(而从首都来的作家却不懂得)这场逗乐的玩笑。再之,要“母狗”米嘉不带武器并且不与看守员一起走进强管连的监室,而本地贼头科斯嘉却爬到板铺底下躲开他,这是不可能的!科斯嘉当然藏着刀,如果没有刀,那也会扑上去掐死米嘉,其中一人必将送命。(和前面相反,明明不是开玩笑,波戈廷却炮制了一个卑俗的玩笑:辛尼亚接受“再教育”的情节简直虚伪到可怕程度。她为什么要接受再教育?什么事迫使她非去推小车不可?)还要通过她来改造科斯嘉吗?!——还有两名盗贼转变以后当了卫兵吗?(普通犯可能这样做,但不是盗窃犯!)作业班间的竞赛,对于头脑清醒的恬不知耻的盗窃犯也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想拿自由雇员们寻开心)。最刺耳难忍的走调的音符是:盗窃犯们请求发给他们建立公社的规章。

  再也不能把盗窃犯们说得更傻了,再也不能把他们诽谤得更厉害了!盗窃犯请求发给规章!盗贼们对自己的规章知道得清清楚楚——从第一次偷东西起直到最后一刀子插进脖子。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打已经躺下的人。什么时候可以五个打一个。什么时候可以袭击睡着的人。对于自己的公社——他们比《共产党宣言》更早就有了自己的规章!

  他们的公社,说得准确些——他们的世界,是我们的世界里的单独的世界,为了巩固这个世界,几百年来在那里存在着严厉的法律,这种法律丝毫也不依赖于我们“福来儿”的法律,甚至不依赖于党的代表大会。他们有自己的规定尊卑辈分的法律,依照这种法律,他们的贼头根本不是选出来的,而是在一走进监室或营区时就已经戴着王冠,并且马上就被承认为头头。这些贼头有时很有点智力,总是清楚地理解盗贼的世界观,并且背后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杀人和抢劫案。盗贼们有自己的法庭(“立规矩的地方”),这种法庭是以盗贼的“荣誉”和传统的法典为依据的。法庭的判决是毫不留情、必须坚决执行的,即使被判者目前在另一个营区而无法抓到(刑罚的种类是不寻常的:可以是大家轮流从上层板铺跳到在地上躺着的人身上,踩碎他的胸腔)。

  还有,他们的“福来儿的”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呢?“福来儿的”——就是指普通人的,就是像大家那样的正常人的。正是这个普通人的世界。我们的世界。连同其道德、生活习惯和相互交往,最为盗贼们仇视,最受他们嘲笑,最与他们的反社会部族相对立。

  不,盗贼世界的脊梁骨开始被折断不是实行“再教育”的结果(“再教育”只能帮助他们回去进行新的抢劫),而是由于五十年代斯大林一脚踢开了阶级理论和社会亲近关系,下令把盗贼们塞进隔离所去,塞进长期单身监室去,甚至为他们建造新的监狱(盗贼们称之为“保险箱”)。

  在这些“保险箱”或“密封箱”里,盗贼们很快发蔫了,变得瘦弱了,精力消耗光了。因为寄生虫不能生活在孤独中,它应当盘绕着寄生在什么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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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娃娃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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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岛长着许许多多獠牙,具有无数面鬼脸,你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看它,总是难以尽收眼底。但它吞食娃娃犯人的血盆大口的那一面可能最令人厌恶。

  娃娃犯人——这完全不是那些穿着灰暗的破衣烂衫、在街上乱跑、偷东西和在锅炉旁取暖的流浪儿,没有这些流浪儿便不能设想二十年代的城市生活。流浪儿不是从家里而是从街头抓来送进未成年犯教养院(二十年代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下就已经有这种机构了;很想知道革命前未成年犯的情况是怎样的),未成年犯劳动习艺所(存在于一九二———一九二九年,有栅栏、门闩和看守,所以如果使用破烂的资产阶级术语,有可能称之为监狱),从一九二四年起还送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动公社”。国内战争、饥馑、秩序混乱、父母被枪杀、父母在前线牺牲,种种原因使他们成为孤儿。当时司法机关确实曾经企图把这些儿童从街头的偷窃训练中拉出来,使他们回到共同生活中去。在劳动公社中开始了工厂技艺的学习,以当时失业年代的条件而论,这是优待的安置,所以许多小伙子都乐意学习。从一九三0年起,在司法人民委员部系统中,为正服刑的未成年犯建立了特种工厂学校。少年犯们每日应当工作四一六小时,按全苏联劳动法典取得工资,余下的时间就学习和娱乐,也许沿着这种途径事情本会搞好的。

  但娃娃犯人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第十二条来的,这个条文规定,儿童犯偷盗、实施强暴、伤害别人身体致成残废和杀人罪的,从十二岁起就可以判刑(五十八条就不言而喻了),但判刑较轻,不是像对成年人那样“满打满算”。这已经是为未来的娃娃犯人开辟的通向群岛的第一个小口,但还不是大门。

  我们不会忽略这样的有趣数字:在一九二七年,十六岁(比这更年幼的就不计算了)到二十四岁的犯人占全部犯人的百分之四十八。对此可以这样理解:十月革命发生时正是六岁到十四岁的少年几乎占了一九二七年整个群岛居民的半数。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在革命胜利十年后却置身于监狱中,并且还占了它的一半人口。这同肃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斗争不大协调,但数字就是数字嘛。这些数字说明,群岛从来也没有缺少过年轻人。

  但它应当年轻到什么程度——这是在一九三五年决定的。在这一年,在历史的柔软粘土上,伟大的凶犯又把自己的手指压了进去打上了指印。在搞垮列宁格勒、搞垮自己的党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儿童——他那么热爱的儿童,他是儿童的最好的朋友,所以还同他们一起照过相。这些恶作剧的淘气孩子,这些厨娘们的子女,在国内越来越多地,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违反社会主义法制,他没有别的办法去制服他们,便想出一条妙计:对这些儿童从十二岁(他的心爱的女儿也已接近这个界线,他已经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个年龄)起可以满打满算地按法典判刑!就是说,如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所解释的,“适用一切刑罚方法”(意思就是也可以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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