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二十年内的符合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陷入了犯罪和腐化的歧
途。
有谁敢于使“伟大的泰斗”的生前形象蒙上阴影呢?
有这样一些行动敏捷的儿童，他们很早就已经把五十八条搞到手了。例如，格利·帕夫洛夫十二岁就得到了它(从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九年在扎科夫斯克教养院服刑)。对于五十八条根本不存在任何年龄上的最低限度。甚至在通俗的法律讲座中(塔林，一九四五年)也这样说的。乌斯马博士知道有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按五十八条进了教养院——这显然是创纪录了!
有时，为了面子上好看起见，把关押孩子的时间推迟，但认
准了的反正还是要抓的。我拉·英奇克，一个打扫屋子女工的女儿，与其他两个小姑娘一起(都是十四岁，叶依斯克，一九三二
年)，听说在清算富农时把幼儿扔掉不管让他们死掉，决定(“像从前的革命者那样”)表示抗议。她们用自己的笔迹把事情写在从学校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并在集市上张贴，期望立即引起普遍
的愤慨。医生的女儿好像当即就被关进监狱。打扫屋子女工的女儿则只是在什么机关里挂了号。一九三七年到了——就在“为波兰当间谍”的罪名下把她逮捕。
在这章里不提一下那些因自己父母被捕而成为孤儿的儿童，再在哪里去提呢?
霍斯塔附近的宗教公社里那些妇女的子女还算是幸福的。当局在一九二九年把母亲们送往索洛维茨的时候，却心慈手软地让她们的子女留在家里照管家务。儿童们自己侍弄花园、菜园子，挤羊奶，在学校里勤奋地学习，把成绩单寄给在索洛维茨的父母，并保证要像他们的母亲那样为上帝受苦(不用说，党很快就给了他们这种机会)。
根据关于将子女和父母“分开”流放的指令——早在二十年代就有多少这类娃娃犯人(请记住那个百分之四十八)?有谁能告诉我们他们的遭遇?……
以加莉娅·维涅基克托娃为例。她的父亲是彼得格勒的印刷工人，无政府主义者，母亲是从波兰来的女裁缝。加莉姐很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六个生日(一九三三年)，他们快乐地庆祝了生日。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父亲、母亲都不见了，一个陌生的军人在书堆里乱翻。诚然，一个月以后把母亲送还给她了：流放到托波尔斯克去的时候，妇女和儿童是自由地去的，只有男人是押解去的。他们全家住在那里，但没有住满三年期限：母亲又被抓了起来，父亲则被枪决了。过了一个月，母亲死于狱中。加莉娜被放进托波尔斯克近郊修道院的保育院。那里的习俗使小姑娘们经常处于遭受强暴的恐惧中。后来她转到了市保育院。院长暗示她“你们是人民公敌的子女，可是还有人给你们饭吃，给你们衣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人道到了什么程度呀!加莉娜成了一只小狼。在十一岁的时候，她已经受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审讯。——从那时候起，她就有了一张“十元券”，然而并没有全部服满。年纪快到四十，仍是独身，住在北极圈里，她写道：“我的生命从父亲被捕的时候起就已结束。我直到现在都是那么爱他，甚至怕去想这件事。那是另一个世界，我的心灵充满着对它的热爱……”
斯维特兰娜·谢多娃也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他们把我家的所有东西都搬到街上，把我放在这些东西上，当时正下着大雨。从六岁起我就成了‘叛国犯的女儿’——在生活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他们被送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收容所，送进特种保育院。大多数人都改名换姓，特别是那些名气大的。(尤拉·布哈林只是在一九五六年才知道自己的真姓。但切博塔廖夫好像名气并不大，为什么也改了姓?)子女长大起来完全清除了父母的污垢变得干干净净的。罗莎·科瓦奇出生于美国费城，小孩子的时候就被共产党员父亲带到了这里，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收容所出来后，在战争时期落入了德国的美占区——她什么遭遇没有经历过呀I——那又怎样呢?还是回到了苏维埃祖国去领取自己的二十五年。
甚至浮光掠影的一瞥就可察觉这个特点：儿童也得坐牢，轮到自己的时候，他们也得出发到群岛的天堂乐园去，有时是与父母一起去。请看八年级学生尼娜·彼列古德的遭遇。在二九四一年十一月，来了一些人逮捕她的父亲。进行搜查。尼娜突然想起，她写的一首顺口溜虽已揉成一团扔在炉子里，但还没有烧掉。本来就这样让它放在那里算了，但尼娜由于心慌意乱决定当即把它撕掉。她爬进炉膛，这时正在打瞌睡的民警就把她抓住了。于是，用小学生笔迹写下的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思想就出现在契卡人员面前：
天上星星闪亮光，
亮光照在草地上，
我们丢了斯摩梭斯克，
莫斯科的日子也不长。她还表达了愿望：
把那学校给炸掉，
我们懒得上学了。
当然，这些在唐波夫大后方拯救祖国的成年男子汉，这些具有热烈的心肠和干净的双手的骑士，应当去消除这个致命的危险。尼娜被捕了。她从六年级开始写起的日记本和一张反革命照片：被拆毁的瓦尔瓦拉教堂，都被抄去进行侦查。热心肠的骑士追问：“你爸爸平时说些什么话?”尼娜只是大声号哭。判了她五年劳改附加剥夺权利三年(虽然她还不可能被剥夺权利：她还没有权利)。
在劳改营里当然把她同父亲分开了。一枝白色的丁香就使她柔肠寸断：女友们这时正在考试呀!就像行动人员设计的那样，尼娜作为一个因想到“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和我同岁，可是人家做出了什么事，而我却多么可恶”而决心改过自新的女罪犯，内心感到极大痛苦。行动人员趁此加强压力：“但你还能赶上她!帮我们作事吧!”
哦，年轻心灵的腐蚀者!你们将多么顺利地过完你们这一辈子!你们在哪里也不必满脸羞惭浑身发僵地站起来承认，你们往人们的心灵上浇了多少脏水!
卓娅·列会娃却胜过了自己的全家。事情是这样的。她的父亲、母亲、祖父母和年少的哥哥们——因为信仰上帝被东一个西一个地关在远方的劳改营里。卓娅还只有十岁。她被送进保育院(伊凡诺沃省)。她在那里宣布，她永远也不会把母亲临别时给她系上的十字架从脖子上取下来。为了不致在睡着时被取走，她把带子结得更紧。斗争进行了很长时间，卓娅发了狠心说：你们可以把我捐掐死，从死人身上摘下来吧!因为她不接受教育，便把她送进了残疾儿童保育院!这里收有一些渣滓，比本章中描写的娃娃犯人还要坏的孩子。为十字架的斗争继续进行着。卓娅顶住了一切;她在这里既没有学会偷窃，也没有学会说下流话。“像我母亲那样圣洁的女人，女儿不可能是刑事犯。我宁可像全家那样成为一个政治犯。”
于是，她就成了一个政治犯。教育员们和广播越是颂扬斯大林，她就越确信不疑地看出他就是造成种种不幸的罪魁祸首。她没有被刑事犯们拉过去，现在反而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院子里有一座斯大林的石膏标准塑像。塑像上开始出现一些嘲讽的和难听的题字(娃娃犯人喜欢活动!——重要的只是怎样正确地引导他们)。行政当局每次都把石膏像重新粉刷一层，派人暗中监视，并报告了国家安全部。可是题字依然出现，孩子们哈哈大笑。最后，在一天早晨，发现塑像的头被打了下来，翻倒过来，在里面的空洞里拉上了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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