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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群岛_[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完结】(240)

  好似在群魔乱舞的大地上,有人画了一个微弱发光和像雾一样飘动的圈子——它眼看着就要熄灭,但在还没有灭掉以前——你的感觉是,在这个圈子里,半小时内你是妖魔力所不及的。

  在这里还有人拨弄着吉他。有人轻声唱着歌——完全不是那种允许在舞台上唱的歌子。你心里颤动起来了:生命——还存在!它——还存在!于是,你幸福地环顾四周,你也想向谁表达点什么东西。

  不过,说话要留神。听话要当心。瞧!这是廖瓦·格-曼。他既是个发明家(公路交通学院未毕业的学生,打算大大提高发动机的有效系数,搜查时资料被拿走了),又是个演员。,我们与他一起上演过契诃夫的《求婚》。他还是个哲学家,会说这样动听的话:“我不愿关心后代,让他们自己往地里去掏挖吧。我像这样紧紧地抓住生活!”——他现身说法,用指甲紧紧掐进桌子的木头。“相信崇高的思想?——这是打已经断了线的电话。历史是一系列不相连贯的事实。把我的尾巴还给我吧!阿米巴——要比人完美些;它有比较简单的功能。”他的话会使你入神:他详细地解释为什么憎恶列夫·托尔斯泰,为什么陶醉于爱伦堡和亚历山大·格林。他还是个随和的小伙子,在劳改营里不逃避干重活:用长钻凿墙,诚然,这是在保证能完成百分之一百四十任务的作业班里。他的父亲手一九三七年被捕入狱并死在牢里,但他自己是个普通刑事犯,是因为伪造面包配给证被抓进来的,然而,他耻于带着诈骗罪的条文,竭力向五十八条犯人靠近。靠近啊靠近,但有一次开始举行劳改营内的审判,这么讨人喜欢的、这么使人感兴趣的,“这样抓住生活的”廖瓦·格-曼却作为起诉方面的证人出庭。如果你没有向他讲过多的东西,那就算运气。

  如果在劳改营里有怪人(他们总是有的!),那么他们走的路决不会绕过文教科,他们一定要到那里去瞧上一眼。

  请看阿里斯蒂德·伊万诺维奇·多瓦图尔——有哪一点不是个怪人?他是彼得堡人,罗马尼亚和法国的血统,古典语文学家,一辈子是个孤孤单单的光棍。像把猫从肉食分拉走一样,也把他从希罗多德和凯撒身边拉走了,并把他关进了劳改营。他的心灵里还充满着没有释读完的文本,他在劳改营里——像在梦里一样。他在这里本来第一个星期就会完蛋,但医生们保护了他,给他安排了令人艳羡的医务统计员的职务,每月还让他给新招来的医士们上两次对他们不无益处的课!在劳改营里——上拉丁文课!阿里斯蒂德·伊万诺维奇站到小黑板旁——像在美好的大学年代里那样容光焕发!他写下土著们眼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奇怪的动词变位表,他的心由于粉笔移动时发出的吱吱声而跳动起来。他被安排得那么宁静,那么好!——但是灾祸也降临到他的头上:劳改营长认为他是个罕见的诚实的人!于是就任命……为面包房主任!劳改营职务中最诱人的一个!面包房主任——就是生命主任!对这个职务,劳改犯们都是心向神往、全力以求的,但得到的人是寥寥无几!而这时候职务从天上掉下来——多瓦图尔却被它压垮了!还没有接管面包房,他整个星期就像被判了死刑似的。他乞求长官烧了他,让他活着,让他继续保持舒畅的精神和拉丁文动词变位法。他得到了赦免:又一个骗子手被任命为面包房主任。

  还有这么一个怪人——下工后是文教科的常客,他还能在什么地方呢?他长着一个大脑袋,轮廓粗大,便于化装,从远处看得很清楚。毛茸茸的浓眉特别富有表现力。而样子却总是带着悲剧色彩。他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抑郁地瞧着我们的贫乏的排演。这是卡米尔·列奥波尔多维奇·冈图阿尔。革命初年他从比利时来到彼得格勒创建“新剧院”——未来的剧院。当时谁能预见到这个未来将是个什么样子,导演们将怎样被关进牢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冈图阿尔都是同德国人打了仗的:第一次——在西方,第二次——在东方。现在却以背叛祖国的罪名给他扣上了十年……背叛什么样的祖国?……在什么时候?……

  当然罗,文教科属下最露脸的——那就是画家。他们在这里是主人。如果有单独的房间——这是供他们使用的。如果有谁固定地免除一般劳动——那只是他们。在所有的缪斯的侍从者中,只有他们创造着真正的价值——一可以用手去触摸的,可以在住所里挂起来的,可以卖钱的。他们画的画,当然不是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而且也不要求他们这样做,难道从五十八条犯人的脑子里能够产生出好画来吗?他们只不过是把美术明信片上的画临摹成大的复制品——有的划上格子,有的不划格子也可对付。你在泰加林和冻土带的穷乡僻壤里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美术商品了,你们只管画,至于挂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知道。甚至如果并不马上中意也无妨。来了一个准军事警卫队的副排长维彼拉依洛,瞧了瞧德乌尔的“胜利者—尼禄”的临摹品;

  “这是什么?新郎官骑马?他怎么灰溜溜的?……”还是照样拿走。画家还用颜色画毯子:乘着小艇与天鹅一起漂浮在水面的美人,落日和城堡——这一切都很合军官同志们的胃口。画家也不是傻瓜,他还偷偷地为自己画这样的小毯子,看守拿到外面的市场上卖了钱对半分。需求量是很大的。一般说,画家在劳改营里是可以生活的。

  雕塑家——要差一些。雕塑作品对于内务部的干部来说,并不是那么美观的东西,摆设起来不习惯,而且还要占用摆家具的地方,一碰还会打碎。在劳改营里雕塑家的工作很少,通常都是像涅多夫那样兼搞绘画。就这样,巴卡耶夫少校走进来,看见一座母亲的小塑像还会说:

  “你怎么搞的,做了个哭鼻子的母亲。在我们国家里母亲是不哭的!”伸手就要砸掉塑像。

  沃洛佳·克列姆普涅尔,一个青年作曲家,富裕的律师的儿子,依照劳改营的观念,还是个没有打垮的公子哥儿,他从家里把自己的钢琴运到莫斯科近郊的别斯库德尼克劳改营(群岛上闻所未闻的事件)!运来好像是为了加强群众文化工作,实际上则是为了自己作曲,不过,他随身带着劳改营舞台的钥匙,熄灯后点着蜡烛(电灯已经关了)弹奏。有一次他在这样弹奏,记下自己编的一首新的奏鸣曲,突然被后面的一声吆喝吓了一跳:

  “你的音乐有镣铐味!”

  克列姆普涅尔跳了起来,一个少校,劳改营长,老契卡人员偷偷摸摸站在墙边,现在他向蜡烛走过来——他的身后拖着一条巨大的黑影。少校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个骗子要写信叫运来钢琴。他走过去,拿起记下的乐谱,一声不吭地、阴沉沉地在蜡烛上烧了起来。

  青年作曲家不能不叫起来:“你在做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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