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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群岛_[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完结】(242)

  只有群岛的知识分子犯人才最终地失去了这种内疚感:他们完全分担了人民的厄运!俄国的有文化的人只有现在(如果他超脱了本人的痛苦)才能从里面来描写农奴——因为他自己也成了农奴!

  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了铅笔、纸张、时间和柔软的手指。但是现在看守抖搂他的东西,查验他的消化道的人口和出口,而契卡行动人员则查验他的眼睛。

  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但是融合了的经验的代表者却死去了……

  前所未有的哲学和文学还在诞生时就这样葬身在群岛的铁壳下了。

  在文教科的常客中,为数最多的是业余文娱活动的参加者。这个职能——指导业余文娱活动,仍留给了老朽的文教科,像它年轻时所担负的一样。在个别岛屿上,业余文娱活动的产生和消失好似来潮和退潮,但不是像海潮那样合乎规律的,而是突发性的,出于一些领导上知道而犯人却不知道的原因,也许是文教科长半年一次要在总结报告中写进点什么东西,也许是上面的什么人要来。

  在荒僻的劳改点上是这样做的——文教科长(在营区里通常见不到他的影子,老是由犯人担任的教育员代替他转来转去)把手风琴手叫来,对他说:

  “听着。搞起个合唱队来!一个月以后就得给我演出。”

  “首长公民,我可不识谱呀!”

  “你要他妈乐谱有啥用?你拉一首大家都熟的歌,别人跟着唱就行了!”

  于是宣布组织班子,有时与戏剧小组一起搞。在什么地方排练呢?文教科的房间派这种用场嫌小,需要宽敞一些,而俱乐部礼堂当然是没有的。一般派作这种用场的是劳改营的食堂——那里永远被烂菜场的蒸气、腐烂的蔬菜和煮熟的鳝鱼的气味熏得恶臭难闻。食堂的一面是厨房,另一面——或者是固定的舞台或者是临时搭的木板台。晚饭后合唱队和戏剧小组就聚集在这里(环境——如A·格-曼画的图中所见。只是画家画的不是本营的业余文娱活动,而是外来的文化宣传队。现在收拾起最后一些碗钵,把最后几个垂死的犯人赶走——就要放进观众来了。读者自己可以看到,那几个农奴女演员们有多少快乐的表情)。

  用什么东西招引犯人来参加业余文娱活动呢?在营区里的五百人中,也许有三四个真正的歌唱爱好者——那么合唱队由谁来组成呢?合唱队中的相会对男女混合营区说来就是主要的诱饵!被任命为合唱队指挥的A·苏济觉得奇怪,他的合唱队怎么会那样漫无节制地膨胀起来,以致一支歌也不可能彻底教会——一批批新的参加者纷至沓来,他们一点没有嗓子,从来也没有唱过歌,但都要求参加。拒绝他们,不考虑刚刚苏醒的向往艺术的志趣将会是多么残酷!然而,一排练起来,合唱队员就少得多(原因是:允许业余文娱活动参加者熄灯后两个小时内在区内走动——去参加排练和从排练归来,这两个小时被他们用来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出现这类事情也没有什么稀罕的;在音乐会正要开始前,把合唱队中唯一的男低音解送出营(解送的事与喜乐会不属同一部门管辖);文教科长把合唱队指挥(就是那个苏济)叫去说:

  “你出了力——我们很赞赏,但是我们不能让你到音乐会上出面,因为五十八条犯人无权指挥合唱队。所以请你给自己培养一个副手:挥挥手——而不是使嗓子,好找。”

  对于某些人说来,合唱队和戏剧小组不光是聚会地点——而且还是生活的某种仿制品,或者不是仿制品,而是一种提醒,生活毕竟还存在,一般说——还存在……瞧,从仓库里送来了粮食袋上弄下来的褐色粗纸,发给大家抄写角色台词。传统悠久的剧院工作程序呀!还有角色的分配呢!还有考虑谁将和谁在戏里接吻呢!谁穿什么!怎样化装!看起来将多么有趣!在演出的晚上还可以拿起真正的镜子,看到自己穿着真正的自由人的连衣裙,两颊上还有红晕。

  幻想起这一切来是很有趣的,但是,我的天哪——剧本!这是些什么剧本呀!这些专用集子,上面打着“只供古拉格内部使用!”的戳子。为什么——只供?为什么不是除自由人外在古拉格也可使用,而是——只在古拉格……?这意思就是,那里全是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这是喂猪的泔水,在外面没人喝它,那就倒到这里吧!这是最愚蠢最平庸的作者给自己的最卑劣最荒唐的剧本找到的出路。谁想要上演契柯夫的轻松喜剧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可是往哪里去找到这种剧本呢?全村的自由人家里都没有这种东西,劳改营的图书馆里有高尔基的书,但它的好多页被撕下来卷烟抽了。

  在克里沃舍科沃劳改营里,文学家H·达维坚科夫凑集了一个戏剧小组。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个不平常的小剧本:写拿破仑在莫斯科(大概能够上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布告的水准)!分配了角色,劲头十足地投入了排练——好像,有什么能妨碍演出呢?主角由过去的女教师季娜扮演,她是因留在沦陷区而被捕的。演得很好,导演也很满意。突然,在一次排练时出了乱子:其余的妇女起来反对季娜演主角。事件本身是传统性的,导演本可应付过去。但妇女们叫嚷的是:“角色是爱国的,可是她在占领区跟德国人……!滚开,毒蛇!滚开!德国人的臭……,趁着还没有把你踩烂!”这些妇女是社会亲近分子,也许还有五十八条的,只是没有触犯叛国罪那个分条。是她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行动科教唆她们的?但是身上背着那个条文的导演不能为女演员辩护……于是季娜就大哭着走掉了。

  读者将会同情导演?读者会想,戏剧小组陷入了绝境,现在让谁去演女主角呢?哪有时间去教她呢?可是,对于契卡行动科说来,是不存在绝境的!他们能系铃——他们也就会解铃!过了两天,达维坚科夫本人也戴上手铐被带走了:因为企图把什么书写的东西(又是大事记?)传递到区外去,将进行新的侦查和审判。

  这是——关于他的劳改营回忆。从另一方面偶然查明,利·科·楚科夫斯卡虹一九三九年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时认识了科里亚·达维坚科夫,他在叶若夫时期结束时被普通法院宣判无罪,而他的同案人对·古米廖夫仍继续坐牢。没有恢复这个年轻人在学院的学籍,而是把他送进了军队。一九四一年在明斯克附近他当了俘虏,从德国的俘虏营中逃到了……英国,在那里他用笔名(为了保护家属)刊印了一本关于自己一九三八年在列宁格勒坐牢情形的书(应当认为,那些年代对苏联盟友的热爱妨碍了英国读者理解这本书的内容)。后来这个人就被遗忘了,湮没了。但是我们的人没有忘记。他在西方战线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旅作战。战后被劫持回到苏联,判处了枪决,后来改判为二十五年。显然、由于再一次的劳改营内案件,他得到的是枪决,而已经不是改判的刑期(承蒙一九五0年一月的法令给我们恢复了死刑)。在一九五0年五月,达维坚科夫从劳改营监狱里寄出了自己的最后一封信。请看从信中摘录的几句话:“把我在这些年代的难以置信的生活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我抱着另一个目的:十年内我做了一点事;散文当然已经全部丧失了,诗还留着。我几乎还没有向任何人读过——没有可读的人。我回忆起我们在五角……旁度过的夜晚……我设想这些诗应当落到……你的机智灵巧的手里……请读一读,如果可能,请保存下来。关于未来,如同关于过去一样——无一言可说,一切都完了。”这些诗在利·科那里完好地保存下来了。我多么熟悉(我自己也这样写过)这种小字——三十来首诗写在一张两面的练习本纸上——小小的地方要放进多少东西去呀!应当想象到生命本目的这种绝望:在劳改营监狱里等待死亡!他把自己最后的无望呼声托付给了“小道”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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