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劳点长对西班牙人外科医生福斯特不满意，“把他派到采石场去!”派去了。但不久点长自己病了，需要动手术。有别的外科大夫，也可以进中央的医院去。不，他只相信福斯特!把福斯特从采石场调回来!由他给我做手术!(但是在手术台上他死了。)
一个劳改营长发现了宝贝：犯人地质工程师科扎克原来能唱戏剧男高音，革命前在彼得堡跟意大利人列佩托学过。营长发现自己也有嗓子。这是一九四———四二年。战争正在远处的什么地方进行。但受到免征权牢靠保护的营长却让自己的农奴给自己上声乐课。那个犯人已经病弱不堪，申请当局协助查找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科扎克也正从流放地通过古拉格寻找自己的丈夫。两封寻人信都到了这个营长手里，本可以帮助这对夫妇接上关系。然而他不这样做。为什么?他“安抚”科扎克，说他的妻子……被流放了，但生活得很好(她是个教员，现在粮食采购站当清扫员，后来在集体农庄劳动)。他仍要他教唱歌。到了一九四三年，科扎克已经完全不行了。营长开了思，帮他办了因病释放手续，让他到老婆身边去咽气。(照这么说，营长还不是个恶人!)
享有世袭领地的感觉是所有劳改营长的特有感觉。他们不把劳改营理解为某种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而当做是在他们整个任职期间交给他们独占的世袭领地。所有对生命和个人的任意摆布都是由此而来的。长官们互相间的自我炫耀也是由此而来的。肯吉尔的一个劳改点的点长说：“我这里有个教授在洗澡房里干活!”但是另一个劳改点长斯塔德尼科夫大尉的一句话就把他撂倒了：“在我那儿——有个院士当勤杂工，抬便桶!”
贪婪。贪财。在营吏当中这是最普通的特征。并不是每一个都愚钝，并不是每一个都任意胡来，但是从犯人的无偿劳动和国家财产里捞取好处使自己发财致富的事，每一个营吏，不管是这里的主要长官还是副手，都在拼命地干。不仅我自己没有见过，而且我的朋友们也没有人能记起一个大公无私的营吏，给我写信的前犯人中也没有能指出一个来的。
无论怎样大量的合法利益和特权都不能满足他尽可能多捞一把的欲望，无论是高工资(两倍、三倍的“北极地区补贴”、“偏远地区补贴”、“危险性工作补贴”);无论是奖金(一九三三年劳改法典第七十九条为劳改营领导干部规定的奖金。这个法典同时也不妨碍他们为犯人规定一天十二小时、没有星期天的劳动);无论是特别有利的计算工龄的办法。(在集中了群岛一半岛屿的北方地区，工作一年做两年计算，而“军事人员”只需要干二十年工作就可以领取退休金。因而，一个内务部的军官，二十二岁在军官学校毕业，三十二岁就可以拿全额退休金退休，搬到索契去居住!)
都是不能的!每一条可以流来无偿的劳务、食物或财物的渠道，不管是浩荡的大河还是涓涓的小溪，每一个营吏从来都是大把捞、大口吞地加以利用。早在索洛维茨群岛上，长官们就开始从犯人中给自己找不要钱的女厨子、洗衣妇、马夫、劈柴工。这个有利的习俗从那时起一直没有中断过(上面也从来没有禁止过)。营吏们除此以外还要犯人给他们当女饲养员。管菜园子或给他们的孩子当教员。在平等和社会主义的调门叫得最响的年代，例如一九三三年，在贝阿加格，任何一个自由雇佣人员只要向劳改营的出纳科交很少一点钱，就可以从犯人中得到一个女用人。在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马尼姬·乌特金娜大婶给营长饲养奶牛——为此每天得到一杯牛奶的奖赏。照古拉格的风俗来说这是很慷慨的了。(说得更确切些，按照古拉格的风俗，奶牛不算是营长私有的，而是“为了改善病号饮食而饲养”的，但是牛奶则一定要送进营长家里。)
谁只要有可能从犯人的口粮里捞取吃喝，他必定会这样做。这已经不是论杯，而是论桶、论口袋了!读者，请您再读一遍第九章里利帕伊写的那封信，这是一个准是当过保管员的人发出的哀号。要知道这些库拉金、波依绥-沙普卡和伊格纳琴科从保管室里成口袋、成大桶地往外拿东西并不是由于饥饿，并不是因为需要，并不是因为贫穷，而不过是因为：为什么不从这些默默无言、无力自卫、饿得快死的奴隶们身上发一笔财呢?何况在战时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捞好处。如果你不像这样生活，别人就会笑话你!(至于他们对因短缺了物资而受罚的杂役们采取的背叛态度，我就不当做一种特殊的习性单独提出了。)在科雷马呆过的犯人们也记得：凡是有可能从犯人的大灶里偷东西的人——营长、管理科长、文教科长、自由雇佣的职员、值班看守——必定要偷。连门岗都把加了糖的茶偷到门房去!尽管是一小勺砂糖，但这是从犯人身上白刮来的!要知道从垂死的人手里抢来的东西更甜些……
且看“美国礼物”(美国居民为救济苏联人民募集的物品)到了他们手里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形!据托·斯戈维奥介绍，一九四三年在乌斯奇-涅尔，劳改营长纳戈尔内上校，政治处长戈洛乌林，英地吉尔劳管局长贝科夫，地质局长拉科夫斯基跟他们的妻子一道对所有捐赠物品都是亲自开箱，任意挑拣，你抢我夺。他们自己拿剩的东西，以后在大会上作为奖品发给自由人。一直到一九四八年，首长的勤务兵还在黑市上倒卖剩余的美国捐赠物品呢。
最好不要回想文教科长们——会叫人笑掉牙。他们无人不渝，但都是小手小脚(不准许他们搞大的)。文教科长把保管员叫来，给他一个包袱——里面是一条用《真理报》包着的破棉裤——你拿去，他说，给我拿来一条新的!一九四五一四六年卡卢加关卡劳改营的文教科长每天带一捆劈柴到营外去，那是犯人们在工地上给他拣来的。(然后还要坐公共汽车在莫斯科市内走……穿着军大衣，挟着一捆劈柴。看来日子也是不甜美的……)
对于劳改营的主人们说来，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属由营里的师傅做鞋、做衣服(连独劳点点长胖太太参加化装舞会穿的“和平鸽”服装也是在总务大院里缝)还嫌不够;由营里给他们做家具和任何日用品还嫌不够;由营里给他们铸造霰弹(供他们在附近的自然保护区里进行偷猎)还嫌不够;由营里的厨房给他的猪供应饲料还嫌不够。这都太少了!他们和旧时的农奴主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权力不是终身的也不是世袭的。正因为如此，农奴主们不需要自己偷自己的东西，而劳改营长们一脑子想的全是怎么样从自己管的家当里偷出点什么。
为了不致叙述得太累赘，我只举出少量的例子。脸色阴沉的驼背涅维任从来没有空着手走出过我们那个卡卢加关卡劳改营，他总是穿着一件长下摆的军官大衣，拿着或是一小桶干性油，或是窗玻璃，或是腻子。一般数量都超过一个家庭所需要的一千倍。住在科杰里尼切斯基滨河街的第十五独劳点点长，大肚子大尉，每礼拜都要坐小汽车到劳改营里来拿干性油和腻子(在战后的莫斯科这些东西等于黄金!)。这些东西都是预先从生产区里替他偷出来转移到营区里来的——做这些事的正是那些因为偷过一束麦秸或一包钉子而被判了十年徒刑的犯人!但是我们这些俄国人是早就改造好了的，对咱们祖国发生的事情都已经习惯了，我们只觉得这些事可笑而已。可是你们看罗斯托夫劳改营里的德国战俘们却有什么样的感觉!营长每夜派他们去给自己偷建筑材料：他和别的长官们正在给自己盖房子。这些顺从的德国人知道，同是这个营长，曾因他们偷了一小罐土豆而把他们送到军事法庭，给他们判了十年至二十五年的徒刑。现在他们对这件事怎样理解呢?德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每次都到女翻译C.那里去一趟，向她呈交一份证明文件;关于某月某日被迫前去偷盗的声明。(他们当时正在修建铁路构筑物，由于水泥经常被盗，构筑物几乎砌造在沙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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