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解阶段开始了。这时我们开始喜欢回忆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的生活多么美好!(即使实际上并不美好。)曾有多少未加利用的机会!曾有多少没有揉捏过的花朵!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补回这一切呢?……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的话……哦，我将会多么不同地、多么聪明地生活!未来的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吗?它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灿烂!
结论是：要活到那一天!活着出去!不惜任何代价!
“不惜任何代价!”——这仅仅是一句普通的套话，一句习惯的说法。
可是这几个字眼被它的全部含义填塞得鼓胀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句可怕的誓言：不惜任何代价活着出去。
能起这个誓的人，能在它的终红色的火团前面不眨眼的人——对于他来说，自己的不幸既遮盖了共同的不幸，也遮盖了整个世界。
这是劳改营生活道路的大分岔。从这一点起，道路分成左右两条。一条向上，一条向下。往右走——你将丧失生命，往左走——你将丧失良心。
“活下去!”的自我命令是一个活人的自然挣扎。谁不想活下去?谁没有权利活下去?鼓足我们全身的力量!向所有的细胞发出“活下去!”的命令!向我们的胸腔导入巨大的电荷，用电子云包围我们的心脏使它不能停止跳动。三十名憔怀但是筋骨硬朗的犯人顶风冒雪沿着北极圈内的冰路被带到五公里外去洗澡。小澡房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可说。每次洗澡要分五批，每批六人，澡房的门直接开向严寒的露天。一批人洗澡时，其余四批都要站在外面干等。因为总不能没人押着放他们自己回去呀!但是不仅没人得肺炎，连感冒的都没有。(有一个从五十岁服刑到六十岁的老头，这样洗了十年。他获释后回到家里，又暖和又有人照顾，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活下去!”的命令失效了……)
但是单纯“活下去”并不等于不惜任何代价。“任何代价”指的是：以别人为代价。
我们要承认事实：在这个劳改营的大岔道上，在这个灵魂的分离站上，向右拐的并不是大多数。很可惜——不是大多数。但幸而也不只是个别人。选择了这条道的为数并不少。但是他们不宣扬自己，要仔细观察才能知道。他们面临过几十次的选择，但每次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就拿阿尔诺德·苏济来说，进劳改营已是五十来岁的人了，他从来不是宗教信徒，但从来是一个庄重正派的人，从来未改变过生活方式。进了劳改营也不准备过另一种生活。他是“西部地区的人”，这说明他加倍地不适应环境，随时随地要吃亏上当，陷入困境。干一般劳动的是他，蹲惩戒隔离区的是他。但是他仍继续活下去，仍作为和刚进劳改营时一模一样的人继续活下去。我一开始就知道他，我……后来也知道他，我可以作证。诚然，有三个重要的减轻痛苦的条件一直伴随着他的劳改生涯：他被承认为残废人;有几年期间他收到外面寄来的包裹;靠音乐才能通过业余演出得到少量口粮补贴。但这三个条件只能说明他为什么能活下来。没有这些条件他可能死掉，但是他不会改变。(那些死掉的之所以死掉，也许正是因为没有改变?)
而塔拉什凯维奇，一个非常纯朴直率的人，回忆说：“为一份口粮，为一口马合烟甘心摇尾乞怜的大有人在。我是个半死的人，可是我的良心干净，是白的我永远不说是黑的……”
监狱能使人彻底蜕变，许多世纪以来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像西利维奥·佩利科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坐了八年牢以后，他由一个狂热的烧炭党人变成了一个温驯的天主教徒。在我国，人们总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还有皮萨列夫呢?从彼得保罗要塞出来以后他的革命性还剩下什么?这对于革命好不好，可以争论。但这些改变总是使得灵魂更加深造。易卜生写道：“缺乏氧气，灵魂也会枯萎。”不对!完会不这么简单!甚至恰恰相反!例如戈尔巴托夫将军，从年轻时就打仗，在军队里步步高升，当时哪有时间思考。进了监狱，这下可好了——种种事情都在记忆中浮上来了：忽而想起他曾怀疑过一个无辜的人搞间谍活动;忽而想起他曾错误地下令枪毙一个没有一点罪过的波兰人严(大概只有这时候才记得起来!恢复名誉以后怕就不大想这类事了吧?)关于囚徒的这一类的内心变化已经写出了够多的东西，这已经被提高到监狱学理论的水平。例如卢切涅茨基在革命前的《监狱通报》上写道：“黑暗使人变得对光亮更加敏感;不自由的不作为状态在他身上激发起对生活、走动、工作的渴望;寂静迫使他深入反省自身的‘我’、周围的环境、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并且促使他想一想未来。”
列夫·季霍米罗夫持有相反的意见，也应一提。他著文(《红色档案》，第41/42期，第一三八页)写道：民意党人“没有了检验自己观点的地方。这是监狱最可怕的一面，我凭自身体验知道这一点。四年的监狱对于我的发展是完全是一种损失。尔后的四年自由给了我观察自己、人们、生活规律的成千种不同的心得。”我想：也许这是因为蹲监狱的都是和他同一类的人?或者是一些很缺乏耐心的人，都在盼着早点获得自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难集中思想和发展成长了。
我国未坐过牢的启蒙作家们对囚徒只是抱着旁观者的自然的同情;然而亲身坐过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极力鼓吹惩罚!这是值得深思的。
谚语也说：“自由毁坏人，不自由教育人。”
但佩利科和卢切涅茨基所写的是“监狱”，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的是监狱的惩罚。不自由教育人——但那是指怎样的不自由?
是劳改营吗?
这就会引起你的思索。
和监狱比起来，我国的劳改营当然是有毒的和有害的。
他们使群岛膨胀起来，所关心的当然不是我们的灵魂。但不管怎么说，难道真的没有希望在劳改营里站定脚跟吗?
更进一步说：难道在劳改营里真的没有可能使灵魂变得更高尚吗?
一九四六年在萨马尔卡劳改营，一群知识分子濒临于死亡的边缘;饥饿、寒冷、力不胜任的劳动把他们折磨得奄奄一息。连睡觉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没有能让他们睡觉的地方，地窖式的工棚还没有建好。他们去偷窃了吗?去当眼线了吗?哭诉自己被毁掉的生活吗?不!明知死亡近在眼前，明知剩余的时间已不是以周计而是以天计，但请看他们是怎样坐在墙边度过自己最后的不能入睡的余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集合他们举行“讲习会”。他们抓紧时间交流知识，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讲最后一课。萨维里神父讲“论无耻辱的死亡”，一位神学家谈教父遗书研究，一个合并宗教派教徒谈教义和教规方面的问题，一个动力工程师讲求来的动力学原理，一个经济学家(列宁格勒人)讲创立苏维埃经济学原则的努力怎样由于缺乏新的思想而归于失败。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本人则向他们介绍微观物理学原理。讲习会的参加者一次比一次减少——缺席者已经进了停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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