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金兹布尔格也同意这样区分：“监狱使人高尚，劳改营使人败坏。”
对这些该怎么样反驳呢?
在监狱里(不管是单身监禁或不是单身的)，一个人独自面对着自己的痛苦。即使痛苦是一座大山，他也必须把它吞下，习惯于它、消化它、被它消化。这是道德修养的最高级形式。它永远能使每个人变得高尚。与岁月和四壁进行单枪匹马的搏斗是一番道德的磨练，是一条向上的道路(如果你攀登)。假如这些岁月你是与一个伙伴共度，你们决不会陷入一人必须为另一人的活命而死亡的境地。你们面前存在的，不是一条通向冲突的道路，而是通向互相支持和互相丰富的道路。
但是在劳改营里，这条道路似乎并不存在。面包不是切成均等的小块分发给每一个人，而是倒在一堆，由你们去抢!推倒身边的!从他们手里夺!发给的面包数量，只够平均每活下一个人，就必须有一个或两个人饿死。面包挂在松树上，去把树砍倒吧!面包埋藏在矿井里，爬进去开采出来吧!你还顾得上思考自己的痛苦吗?思考过去和未来吗?思考人类和上帝吗?你的头脑被一些琐碎的打算占领了。它们今天好像有天那么大，到明天却变得一文不值。你憎恨劳动——它是你的主要敌人。你憎恨周围的人——他们是你生与死的竞争者。紧张的嫉妒和恐慌使你精疲力竭，总担心着别人在你背后什么地方正瓜分着本来可能落在你手里的那块面包，别人在隔壁的什么地方正从大锅里捞出那个本可能落在你钵子里的土豆。
劳改营生活的安排使得嫉妒从四面八方啄食着你的灵魂，即使是最有抵抗力的灵魂。嫉妒甚至扩大到对刑期以及对释放。一九四五年我们这些“五十八条”们看着一批普通犯走出大门(斯大林大赦的结果)。我们对他们怀着什么感情?是为他们能回家而高兴?不，是嫉妒!因为释放他们而继续关押我们是不公平的。又如判了二十年的B·弗拉索夫，头十年安安静静地坐牢——因为谁不是十年?但是一九四七一四八年许多人开始获释，他嫉妒，焦躁，苦恼：怎么他偏偏得了二十年?蹲这第二个十年多么难受。(我没有问过他，可是我估计，当那些人以“二进宫”的身份一个个地回来时，他一定安定下来了吧?)但一九五五一五六年“五十八条”们大批获释，而普通犯却留在营里。这时他们的心情如何?是对连遭四十年迫害的属于这一条的苦难深重的犯人们的遇赦感到合理吗?不，是普通的嫉妒(一九六三年我收到了许多这种内容的信件)：那些“比我们刑事犯坏百倍的敌人”都被释放了，而我们还要坐牢。这是为什么?……
此外，你还永远被恐惧抓在手里：害怕连你目前赖以生存的这个可怜的水平也要失掉;失掉你目前这个还不算最苦的工作，栽进递解队伍，掉进强制隔离区。如果你比所有人都愿弱，你要挨打。换之，如果有人比你孱弱，你就会打他。这还不是精神的败坏么?老劳改犯A·鲁巴依洛把人在外界压力下的这种迅速的腐坏称作“灵魂的疥癣”。
陷进这些邪恶的感情和紧张的琐碎盘算之后，你还有什么时间，还有什么基础使自己上升?
契诃夫早在我们的劳改营出现之前就在萨哈林岛上观察到劳且指出了这种精神的败坏。他正确地写道：囚犯们的邪恶产生于他们的不自由状态、奴役、恐惧和经常的饥饿。这些邪恶是：爱说谎、狡黠、胆小、怯懦、背后说坏话、偷窃。经验告诉苦役犯人，在生存竞争中欺骗是最可靠的手段。
在我们这里，这一切不是十倍于当时吗?……现在不是该矢口否认以及为假想的什么劳改营里的“高尚化”辩护的时候，而是该描写出成百件，成千件真正的败坏的事例的时候。应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没有人能够抗拒得了杰兹卡兹甘派工员雅什卡一语道破的劳改营哲学：“你越害人，人们越尊重你。”应该告诉人们，不久前的前线士兵(克拉斯拉格，一九四二年)刚吸进一点盗贼的空气，马上贼性发作——抢劫立陶宛人，拿他nJ的食品和衣物给自己改善生活：你们这些雏儿们死了也活该!某些弗拉索夫分子冒充小偷，因为他们确信只有这样做才能在劳改营里活下去。某个文学副教授变成了贼头。通过丘尔佩涅夫的例子，应该对劳改营意识形态感染力之强大感到吃惊。丘尔佩涅夫在伐木场上坚持了七年的一般劳动，变成了一个有名的做木工。他因一条腿骨折住过医院，后来人家让他当派工员。他并不需要这个职务，剩下的两年半他当伐木工也保险过得去，因为长官对他是满器重的。但是他怎么抗拒得了这个诱惑?要知道劳改营的哲学是“人家给——你就拿!”于是丘尔佩涅夫便荣任了派工员，总共当了六个月，这是整个服刑期间最不平静、最黑暗和显提心吊胆的六个月。(在刑期早已成为过去的今天，当他谈起高大的松林的时候，脸上现出质朴的笑容。可是想起在他驱赶下丧命的身高两米的拉脱维亚人，一个到过世界各地的远洋轮船长，心里就像压着一块石头——而且何止这一个?)
有意调唆犯人整犯人，可以导致劳改犯人生出多么可怕的“灵魂的疥癣”啊。一九五O年在翁日拉格，一个精神已经不正常(但照旧被押去上工)的女犯莫伊谢瓦伊代没有理会什么警戒线而跑去“找妈妈”。她被捉住，绑到门房旁边的柱子上。同时当众宣布，“因发生逃亡事件”而取消了全营的下个星期日(惯用的伎俩)。所以各个作业班下工回来都朝被绑着的女人身上吐口水。有人还动手接她：“因为你，畜牲，休息B没有了!”莫伊谢瓦伊代只是傻呵呵地笑。
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开始实行的民主而进步的“自我看守制”(在犯人的术语里变成了“自我警卫”)使得多少人的灵魂败坏了?要知道，把囚犯编入自我警卫队是劳改营败坏人心的主要渠道之一。你垮了台。你受了惩办。你从生活中被提溜了出来——但你是不是还不愿意落到最低层?你是不是还想手里拿着步枪高踞于什么人之上?你是不是还想高踞于你的兄弟们之上?那么给你!拿好!有人逃走你就开枪!我们还会称你为同志呢。我们将发给你红军战士的口粮。
于是他很得意。于是他像奴才一样地捏紧抢托。于是他开枪射击。于是他变得比正牌自由人警卫队员更加严厉。(哪种解释对?这个主意是出于对社会主动精神的盲目迷信?或者是以人类最低级的感情为依据的冰冷而轻蔑的计算?)
而且还不止一个自我警卫：还有自我监管，还有自我压迫——三十年代连独劳点的点长全是从犯人中指定的。还有运输主任。还有生产主任。(不然怎么办?白波运河工地上十万犯人才有三十七名契卡人员。)甚至行动特派员也从犯人中指定。“主动精神”已经发扬到顶点了：连侦讯都是自己对自己进行了!连眼线都是自己给自己安插了!
说得不错。可是我不打算在这里考察这些数不清的败坏人心的事实。这些是尽人皆知的。过去描写过，将来还会有人描写。承认有过这类事就足够了。这是总的趋向，这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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