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断言：假如说我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即使是放过了一次哪怕从远处朝着斯大林政府晃几下枪杆子也好的机会，即使是放过了朝着生身慈父哪怕是挥挥拳头、骂一声娘的机会，那末，这个“人民”也可以说简直是一钱不值，是由不可救药的奴才所组成的人民。那么，在上层呢?德国人那里还曾经发生过军事将领们的政变阴谋，可是我们这里呢?我们的军界上层分子都是些(直到今天还是)微不足道的、被党的思想体系和利欲心所腐蚀了的人，他们已经不像别国军人那样保存着本国的民族精神了。那些对这个政权奋起反抗、战斗的完全是下层人民，是士兵、农民、哥萨克。这是纯粹的下层，这里几乎完全没有逃亡的旧贵族、富裕阶层的人士或知识分子参加。假如这一运动当时可以像战争开头几周那样自由发展的话，那它必定会发展成为某种新的普加乔夫起义：按参加这次运动的阶层的广泛性和深度、人民对它的支持、清算官僚们的胡作非为的精神、领导力量薄弱而群众自豪性强等方面来说，都可以这么说。无论如何，自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止，在俄国开展的知识分子的“解放运动”，虽然也虚伪地宣布过为人民谋福利的目的，并且最终导致了“由二月到十月”的结果，但与这些自发的下层的运动相比，后者远远比它更具有群众性，具有普遍人民性。但是，这些下层运动命中注定得不到发展，反而被打上一个可耻的烙印——“对我们神圣祖国仿背叛!”——而归于覆灭了。
我们已经没有兴趣再对各种事件的社会意义作出说明了，因为在我国对此是可以随心所欲、信口雌黄的。同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签定的友好条约是怎么回事?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两人在战前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是怎么回事?接着就是使人震惊的昏庸无能、准备不足和指挥失策(再加上政府懦怯地偷偷逃出了莫斯科!)，而且把几十万几十万的军队丢在包围圈里。所有这一切难道都不是对祖国的背叛吗?!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不是严重得多吗?为什么我们却让这些叛徒们至今仍然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豪华公寓里养尊处优呢?
啊!如果能使我国的所有刽子手和所有叛徒，从最……的到最……的都坐到被告席上去，那么，被告席该有多长、多长、多长啊!
对于有伤大雅的问题，我们这里向来是避不作答的。代替回答的是，反过来对着我高喊：
“那么，原则呢?!还要不要原则?!难道一个俄国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使是他认为正确的目的，就有权利依靠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助吗?!何况是正在同德国帝国主义进行无情战争的时候?!”
这倒的确是个关键性问题：为了达到你认为是崇高的目的，你可以去利用正在同俄国进行战争的德国帝国主义的支援吗?
今天，人们无疑会异口同声地高喊：不行!不行!不行!
那么，请问，当年从瑞士开往瑞典而且(现在我们才知道)还曾经绕道柏林的、封上铅印的德国车厢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从孟什维克人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和刊物都曾叫喊：不行!不行!但是布尔什维克们却解释说;这是可以的，指责这一点甚至是可笑的。况且，还不只是那一节车厢吧?!一九一八年夏天，布尔什维克从俄国开出去多少车厢啊!那些都是装满了各种食品和黄金的车厢，而且全都送进了德皇威廉的血盆大口!“要把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这个口号本来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嘛，是他早于弗拉索夫分子提出的。
“但是，目的呢?那是为了什么目的呀?!”
噢，你说说是为了什么目的?你们宣布的那些目的现在到哪儿去了呢?……
“可那是威廉呀!是普通的德皇凯撒，小凯撒呀!他可不能同希特勒相比!而且当时的俄国政府是什么政府?是临时政府
可是，不要忘记，我国的报刊在战争的狂暴中谈到凯撒时，不也是除了“残暴的”、“嗜血成性的”这类字眼外没有用过别的吗?而谈到凯撒的士兵时我们则是这样拼命喊叫的：“他们残暴成性，竟用石头敲碎孩子们的脑袋!”不过，就算是凯撒吧，情况也还是一样的。况且，临时政府也并没有成立过肃反委员会，没有向人们的后脑勺开枪，没有把人们关进劳改营，没有赶进集体农庄!临时政府也不同于斯大林政府。
即使如此，也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苦役营里字母表名单上的囚犯批成批地死去，这并没有使某个人动心。只不过是战争结束了，不再需要这种恐怖手段了，也不会再出现伪警察了;需要劳动力，而苦役营里的劳动力却在白白地死去。所以，才从一九四五年开始不再把政治苦役犯住的工棚当作牢房了：白天允许打开门，马桶可以拿到厕所去，苦役犯们可以自己去医务室看病，而去食堂的时候则要他们跑步去——可以振奋精神嘛!那些盘剥政治犯的刑事犯们被送走了，从政治苦役犯中间挑选出一些人来从事辅助性劳动。后来，又允许他们和亲友通信，每年两次。
到一九四六一四七年间，苦役营和劳改营的界线已经相当模糊了：有些劳改营的工程技术领导不懂得政治，他们为了完成生产计划而开始(至少是在沃尔库塔营里开始了)把一些有技术专长的政治苦役犯调拨到普通劳改点去劳动，在那里，这些苦役犯除了身上佩带着号码之外就没有别的不同之处了。同时又把普通劳改营里的一些人塞到苦役营来补充劳力之不足，当牲口使用。
这样，那些只会抓生产而不懂政治的劳改营头头们便险些把斯大林恢复苦役刑的伟大思想给葬送掉。可是，正在这时，一九四八年，斯大林及时地想出了办法——把刑事惯犯和普通犯这些社会亲近分子，与触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不可救药的社会异己分子分别关押;
这也是为了“巩固后方”而提出来的一个更加伟大的意图的一部分(由此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已经在准备即将到来的另一次战争了)。建立起了一批特种劳改营。为特种劳改营制定了一套特别条例，这条例比原先的苦役营稍微宽大些，但比一般劳改营却要严厉得多。
为了有所区别，这些劳改营的名称不用地名，而是给它们取了一些富于幻想的有诗意的名字。建立了诸如：诺里尔斯克的戈尔拉格(即山地营)，科雷马河上的别尔拉格(即沿岸营)，英塔河上的敏拉格(矿物营)，伯朝拉河上的列奇拉格(即河流营)，波奇马的杜布洛夫拉格(即柞木营)，泰谢特的奥泽尔拉格(即湖泊营)，哈萨克斯坦的斯捷普拉格(即草原营)，彼斯强拉格(即沙地营)和鲁格拉格(即草地营)，克麦罗沃州的卡梅施拉格(即芦苇营)等等。
劳动改造营里传开谣言了，说是要把第五十八条囚犯送到特种劳改营去消灭掉(当然，不论是将要执行任务的人，还是将被消灭的人，谁都十分清楚：要这么干的话，根本不需要什么重新宣判之类的程序)。
顿时，登记分配处(乌勒契)和契卡行动处都忙碌起来了：他们得编制各种秘密名单，送到某处去审查、协商。不久就开来了一列列红色列车，调来几连佩带红色领章、配备着冲锋枪、警犬和小锤子的精壮士兵担任押解任务。随后便是按名单叫人了。那些被点名的人民敌人就无可挽回地断然被带出工棚，起解到遥远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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