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刑事惯犯一直记恨在心，后来他们曾几次吓唬巴拉纽克说：“你身上可有股子死尸味!咱们走着瞧!”但是，以后没敢再逞凶。
我们房间里很快又同母狗(狗腿子)们发生了冲突。有一次。我们正在放风并趁机松动松动，女看守命令一个狗腿子去催促厕所里的人快出来、催就催吧，可是他那副傲慢的神气(对待“政治犯”嘛!)却惹恼了一个刚开始服刑的年轻人。神经质的沃洛佳·格尔舒尼正想制止他，可是那狗腿子一拳就把年轻人打翻在地了。要是从前，犯第五十八条的人也许就忍气吞声了，可是此刻一个叫马克西姆的阿塞拜疆人(他曾杀死了他们集体农庄的主席)向狗腿子身上扔了块石头，同时巴拉纽克过去朝他的下巴给了一拳。这时狗腿子抽出刀子照巴拉纽克划了一刀(他们这些给看守当帮手的人有时带着刀子，这对我们来说并不稀奇)。狗腿子拔腿向看守跑去，巴拉纽克在后面紧追。这时我们都被迅速赶进了四室。监狱的军官们来了，他们查问是谁手的，并且威胁要对有这类“匪徒行径”的人延长刑期.(内务部人员当然心疼那些母狗)。巴拉纽克流着血，挺身而出：“是我打的。只要我活着，今后还要打这帮龟孙子!”监狱的“教父”马上警告我们：“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没有什么可骄傲的，还是老老实实装哑巴更安全些!”这时候，沃洛佳·格尔舒尼又出来说话了，他是在大学一年级被抓来的，几乎还是个孩子，他和那个曾经指挥社会革命党人战斗团的格尔舒尼不仅是同姓，他还是那个人的亲侄子。“不许你叫我们反革命分子!”他像一只公鸡似的伸着脖子朝着监狱的“教父’”喊道，“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们又是革命者!只不过是要革苏维埃政权的命!”
啊，多有意思!总算活到了这么一天!而那个“教父”却只是把脸一沉，蹙蹙眉头，也就把话咽下去了!没有把谁再关进禁闭室。看守们、军官们也都灰溜溜地走开了。
原来在监狱里也可以这样生活呀!?可以打架?可以顶撞他们?大声把你想说的话讲出来?我们白白地忍受了多少年啊!哭鼻子的人就是该挨打!我们曾经哭过鼻子，所以人们就打我们。
我们将要被送到一些新的、神话般的劳改营去，那里的人都像纳粹分子一样佩带着号码。但是，那里都是政治犯，总可以摆脱这些普通刑事犯的纠缠了。或许到了那里就可以开始那样生活了吧?沃洛佳·格尔舒尼是个圆脸尖下颌的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珠，苍白的面孔上总是闪耀着希望。他说：“等咱们到了特种劳改营，可得好好辨别一下.到底该‘跟着谁走’。”多么天真的孩子啊!他是真地认为，到了那里就会真地接触到各党派的各式各样的思想，听到他们的辩论，了解各种纲领，各种地下活动。“跟着谁走”?好像我们真有这种选择自由似的!好像那些填发共和国逮捕令的人们和编组押解犯名单的人们事先还没有替我们决定命运似的!
我们住的牢房是旧马棚改建的。棚子很长，原先放两排牲口槽的地方现在摆了两排双层板床，过道中间有一些歪歪扭扭的圆木柱子支撑着古老的屋顶勉强不会塌下来，两边墙上的窗口也是典型的马棚窗子，只是为了从外面往里扔干草时不落到牲口槽外面。现在这些窗口也都戴上“笼口’‘(安在窗外遮挡视线的罩斗)了。这间牢房里共住囚犯一百二十名，什么人都有，大半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大都是些没有文化的庄稼汉。这是因为那一带正在进行第二次清洗，凡是不想自愿参加集体农庄的，或被怀疑为不愿参加的人，全部被抓起来了。此外，还有不少西部乌克兰人，即所谓的“奥乌恩”分子和那些胆敢收留奥乌恩分子在
家里过夜或给他们吃过一顿饭的人。再就是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
共和国抓来的人了，他们中间很少是初次被捕的，大部分是第二
次被捕的所谓“二进狱者”。当然，还有几个外国人。
我们这些人全是被押往同一个特种劳改营的(从派工员口里
听说，是押往斯捷普拉格)。我仔细地观察着这些人，是命运把我
们牵到一起了。我努力去理解他们。
我觉得特别使我难过的是那些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虽然
在这牢房里面我与他们处于同样地位，但我内心却感到在他们面
前无地自容，仿佛是我自己把他们抓进来的。他们都是些纯朴、勤
劳、信守诺言、安分守己的人。他们怎么会也落到这种绞肉机中
来了呢?他们没有招惹任何人，平静地过着自己丰衣足食的生活，
社会道德比我们这里还要高尚。可是，忽然，只因为他们住在我
们近旁而且挡着我们去海洋的路，他们就有罪了。
“作一个俄国人真可耻!”——当年俄国扼杀波兰的时候，赫
尔岑就曾经这样激动地说过。今天，面对着这些不喜争战而且毫
无防御的人民，我感到作一个苏联人有双倍的耻辱。
我对拉脱维亚人的感情还要复杂得多。这里似乎有某种命运
之手在捉弄着我们。这是他们自己播下的种子呀。
那么，乌克兰人呢?我们已经很久不使用“乌克兰民族主义
者”这个提法了，我们只说“班杰拉分子”，而且这个词在我们这
里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骂人的词了，以至谁也不再去思考一下它
的实质。(还有，我们使用“匪徒”这个词也是这样的。按我们习
惯的用法是：凡是为了我们而杀人的都是“游击队员”，而凡是杀
我们人的都是“匪徒”，包括一九二一年的唐波夫省的农民在内。)
而问题的实质则是：尽管有过一个时期，在千年前的基辅罗
斯时代，我们大家确实曾经组成过统一的民族，但是，从那以后
这个民族就分裂了，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和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都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所谓的“重新统一”本来就是十分困难的。尽管或许曾有人抱有过这种重新组织从前那种兄弟大家庭的真诚愿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过去三个世纪的时间。俄国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位政治家，他能认真地想一想：怎样才能使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结成亲人，怎样才能消除双方之间的隔阂和创伤。(假如没有隔阂和创伤的话，一九一七年春天也就不会组织什么乌克兰委员会，也不会有以后的“拉达”了。不过二月革命时期他们只要求实行联邦制，谁也没想分离出去。这种残酷的分裂肇始于共产党当政的年代。)
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之前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并没有遇到困难。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过列宁的这样的话：“我们把乌克兰和别的非大俄罗斯人地区看作被俄国沙皇和资本家们所兼并的地方。”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在乌克兰已经组织起中央权力机构——中央“拉达”了。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还通过了一个《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这该不是开玩笑的吧?当时这个宣言宣布俄国各族人民拥有直至分立的自由权和自决权，那该不是欺骗人的吧?半年之后，苏维埃政府曾请求德意志帝国协助苏维埃俄国同乌克兰签定“和约”并划定双方的准确国界，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列宁同乌克兰黑特曼——斯柯罗帕德斯基共同签署了这项和约。列宁的这一行动表明，他完全容忍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甚至容忍乌克兰在分离出去后成为君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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