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们奉命只许叫囚犯的号码。不许他们知道囚犯的姓名，更不许记住它，如果他们真能作到这一点，那倒是很可怕的。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都是俄罗斯人，改不了老习惯，毕竟与德国人不同)，没过一年，他们就已经记不清了，开始叫某些人的姓了，后来叫姓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为了看守们的方便，就在每个人的“小车厢”——木板床前面钉上一块三合板的小牌子，上面写着睡在这张床上的囚犯的号码。这样，看守想招呼某个睡着的人时就可以不必看他身上的号码了，而犯人不在屋里时也可以立即看出谁的床上收拾得不整齐。看守们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或者早晨起床前轻轻地打开锁进入工棚，把那些提前起床的人的号码记下来，或者在起床时间准时闯进来把那些起床动作慢的人记下来。只要抓到这样的人，就可以立即关进禁闭室。但在特种劳改营里多半是要求犯人写出书面检讨，可是这里又不许带钢笔和墨水，也从不供应纸。写这种冗长无聊、令人厌倦的书面检讨的一套作法，算得上是他们一项很不错的发明，反正劳改营里有的是拿着工资而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有的是时间分析。他们并不立即惩罚你，而是要求你检讨：为什么你的床铺得不整齐?挂在你床头的号码牌怎么会歪的?你棉衣上的号码布怎么会弄脏的?为什么没有及时洗干净?怎么在你的屋里还有纸烟?为什么见了看守不摘帽子?对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要回答这些含义深刻的问题甚至比没有文化的人更痛苦。但是拒绝写检讨就会加重惩罚!检讨要写得干净、整齐，对劳改营当局的工作人员要表示尊敬，写好后把它交给本工棚的看守，然后再转交劳改营长官助理或长官本人审阅。审阅人就在这上面批示应给予什么惩罚。
在各班组的各种报表上也规定要把号码写在姓名前面。代替姓名吗?不，他们还不敢完全不要姓名!不管怎么说，姓名还是一条可靠的尾巴，人一辈子都受到自己姓名的限制，号码不过像是一口气，一吹就没有了。要是把号码烙在或刺写在人身上，那就不同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迈出这一步。其实是能够做到的，谈笑间就可以做到，已经离这一步不远了。
另外，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单独坐牢的。我们不只是听到看守们的声音。这就冲淡了号码带来的痛苦。囚犯们彼此之间也要说话，而彼此间不仅从来不叫对方的号码，甚至不注意彼此的号码。(乍一想，衣服上缝着好几块醒目的白布，怎么会注意不到呢?要知道，当我们很多人集在一起的时候，派班劳动和点名的时候，那许多号码看来就像对数表一般，使人眼花缭乱。只有新来的人会注意到它。)我们甚至不记得最亲近的朋友和同班人的号码，只记得自己的。(在狱卒的帮手们中间有些注意衣着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号码布非常认真地，把毛边折进去，用小针脚缝在衣服上，尽可能缝得俏皮、美观。真是奴性十足!我们这些人则相反，都把号码缝得尽量难看。)
特种劳改营制度的目的是使这里的人完全与世隔绝，它指望谁也不可能从这里向什么人去上诉，谁都永远不会被放出去，谁也跑不到别处去。(看来，不论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卡腾森林惨案，都没有对这里的主人起到教育作用。)在早期的特种劳改营里可以使用棍棒。那时，大部分情况下也不是看守自己带着棍棒(看守可以使用手铐嘛!)，而是让犯人中间那些受到信任的人——管理员和囚犯班长带着棍棒，他们打犯人是首长十分满意并完全赞许的。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里，分派劳动之前先要在工棚门前集合站队。派工员拿着根子叫喊：“除了最后一个，全出来!”(读者可能早已明白了为什么“除了最后一个!’。因为即使有最后一个，那他也不会再出来了，就像他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因此，譬如说，冬天从卡拉巴斯押往斯帕斯克的一队犯人(共二百名)在中途冻死了一些，活下来的人挤在病房和卫生所的过道里，他们的肢体在腐烂发臭，科列斯尼科夫医生截掉了几十只胳臂、腿和鼻子。即使这样，劳改营的首长也完全无动于衷。特种劳改营里的秘密隔绝状态十分可靠，所以斯帕斯克营的首长，著名的沃罗比约夫大尉，和他的部下才能够把押在本营的匈牙利芭蕾舞演员先关进禁闭室“惩戒”，然后给她戴上手铐，最后便轮奸戴着手铐的她。
这里的制度是不慌不忙地考虑得十分周到的，直到每个细节。例如，这里不仅不许犯人有自己的像片(想逃跑!?)，而且不许有任何人的，包括亲人的像片。如被发现，立即没收烧掉。斯帕斯克营的女四工棚棚长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被捕前当教员。她偶尔把一张柴可夫斯基的小像片留在桌子上了。看守没收了像片，关了她三天禁闭。“这是柴可夫斯基的照片呀!”“我不知道是谁的，反正营里不许女犯有男人的照片!”肯吉尔劳改营里允许囚犯接受用邮包寄来的米(为什么不接受呢?!)，但却决不许囚犯们煮饭吃。如果发现囚犯在什么地方偷偷用两块砖头支起小饭盒来烧饭，看守会立即把饭盒踢翻，并迫使犯人用手把火弄灭。(不错，后来盖了一个烧饭用的小棚子，但两个月后又把炉子拆掉了，椰子里养上了军官们的猪和行动人员别里亚耶夫的马。)
但是，特种劳改营的主人们在翻新管理制度花样的同时，并未忘记普通劳改营的好经验。奥泽尔拉格特种营的米申大尉只是L个劳改点的头头，他就曾把不服从派工命令的囚犯绑在雪橇上拖到工地去。
总的来说，建立起的管理制度是令人满意的，所以可以让原来的苦役犯在特种劳改营里和大家享受同样待遇，只是号码布上的字母还有所不同而已。(不过，有时也让他们住在草棚和马厩里，那仅仅是由于工棚不够用，例如，在斯帕斯克营。)
就这样，特种劳改营虽然不正式称为苦役营，但它继承了苦役营的一切，成了它的合法继承者，同它溶合在一起了。
为了使囚犯们很好地掌握已经建立的制度，还必须用正确的劳动组织和正确的伙食安排来巩固它。
为特种劳改营选定的劳动是这一带最艰苦的劳动。契诃夫说得对：”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学作品里，已经形成一种成见：好像只有在采矿场才有最艰苦、最耻辱难堪的真正苦役。如果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中主人公是……去替监狱捕鱼或者会代木材的话，许多读者是不会感到满意的。”(不过，安东·巴甫洛维奇，您为什么这么瞧不起伐木劳动呢?伐木这个活儿不错，也是合适的。)斯捷普拉格刚刚建立时，最初几个分部的囚犯都是开采铜矿的(它的第一分部设在鲁德尼克，第三分部设在肯吉尔，第四分部在杰兹卡兹甘)。干式采掘，矿石粉末飞扬，人们很快就染上硅肺和肺结核病。得病的犯人便被送到卡拉干达附近的著名的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去——那是属于特种劳改营的“全苏残废人的收容所”。
斯帕斯克是值得特别提几句的。
送到斯帕斯克来的都是其他劳改营拒绝继续使用的完全残废了的犯人。可是，说来奇怪，这些残废只要一踏上斯帕斯克劳改营那起死回生的土地，就一下子都变成真正的干活能手了。对于整个斯捷普拉格劳改营的长官切切夫上校来说，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要算是他最喜欢的一处了。这个身材粗壮而远非善良的家伙，有时从卡拉干达乘飞机来到这里，在值班室擦擦皮鞋，稍事休息之后就去营区视察，并留心还有谁不在替他干活。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在我这整个斯帕斯克劳改营里只有一个残废，他的两条腿都没有了。可是，就连他也在于轻活儿，他在当通信员!”一条腿的人全坐着劳动：他们把大石块砸成碎石子，有的就分选碎木块。架着双拐也好，缺一只胳膊也好，这些在斯帕斯克都不能成为劳动的障碍。让四名一只胳膊的人(两个有左胳膊和两个有右胳膊的)编成一个小组抬担架，这是切切夫想出来的主意。在没有电的时候让人们用手转动机械加工厂的机器，这也是切切夫手下的人想出来的。切切夫还喜欢营里有“自己的教授”，因此他便批准了生物物理学家奇热夫斯基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搞一个实验室(只有几张空桌子)。但是，一旦奇热夫斯基利用最劣质的材料替杰兹卡兹甘的劳动者们试制成了简单的预防硅肺的面具，切切夫却不许他投入生产：不戴面具也照样干活嘛，何必多此一举!再说，人员也得不断更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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