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提醒读者：特种劳改营里的搜查要比普通劳改营更加经常，更加彻底。每天出入营时要仔细搜查。对工棚则进行定期搜查：掀开地板，拆掉炉条，拆开门廊的板子;还有像监狱里一样地逐个搜身，要脱衣服。摸索，撕开衣服里子，扯掉鞋掌等。有时就把营区地面的草全部烧光(“不能让他们把武器藏在草里!”)。囚犯们休息日要打扫营区。
想想这一切，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囚犯们并不把佩带号码看作最难堪、最侮辱人格的事了吧。所以，当伊万·杰尼索维奇“说“它们，衣服上的那些号码，并不沉”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像那些自己没有佩带过号码、也没有挨过饿的、高傲的批评家们所指责的那样“失去了作人的自尊心”，而只是发出了清醒的、理智的声音而已。号码给我们带来的苦恼既不是精神上的，也不是(像古拉格群岛的主人们所指望的那样)心理上的，反倒是非常实际的麻烦——我们必须占用空闲时间把撕开的边角仔细缝好，或者去找画家把上面的字再描清楚些;如果劳动时把号码布撕坏了，就得再设法找块新市把它完全换成新的，否则就会蹲禁闭。
什么人真正把带号码看作是这里的花样翻新中的最毒辣的一手呢?那是某些教派的虔诚的女信徒们。例如，卡梅施特种劳改营在苏斯洛沃车站附近设有一个女劳改营分部，那里的女囚犯就是这样。该营的女犯中由于信教被判刑的约占三分之一。而《圣经》《新约》的《启示录》上早有明明白白的预言：
第13章，第16节里写着：“……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所以，这些妇女们坚决拒绝佩带号码，因为它是魔鬼的印记!她们去领公家发的制服时也不同意签字。(这是“向魔鬼签字!”)劳改营行政当局(营管理处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将军和独立劳改点的长宫博古什少校)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足够的坚定性：他们命令扒掉这些女人的衣服.只剩一件衬衣，再脱掉她们的鞋(那些女共青团员看守们自然都照办了)。行政当局想;让冬天迫使这些没有理性的宗教狂们接受公家的制服并缝上号码吧!但是，妇女们竟宁肯在严寒中穿着衬衣光着脚走，也不同意把灵魂交给魔鬼!
于是，在这种精神(当然是反动精神喽!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不会那样去反对带号码!)面前，劳改营当局终于屈服了：把信徒们的衣服还给了她们。她们穿上了不带号码的衣服!(叶莲娜·伊万诺夫娜·乌素娃就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在劳改营度过了整整十年，她的内外衣全穿烂了，勉强挂在肩上，遮住身体，但是劳改营的总务处却无法发给她公家的衣服，因为她不在领物单上签字!)
号码还有另一个使我们伤脑筋的地方：号码写得很大，卫兵从老远就能看清。卫兵们总是在一定的、能够拉开冲锋枪射击的距离看着我们，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姓名;所以如果没有号码，他们就分不清穿着同样衣服的囚犯。有了号码，他们就能从远处看到几号在队伍里说话，几号排队没排好，或者没有把手背在后面，或者从地上捡起过什么东西。只要他们回去向警卫队长一报告，那个人就得蹲禁闭。
警卫队也是扼杀我们微弱生命的一支力量。这些“戴红肩章的人”，正规军的士兵们，这些手持冲锋枪的孩子们，是一支不会分辨是非、不了解我们、而且不接受任何解释的愚昧力量。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从我们这里传给他们，而从他们那里传过来的只有喊叫声、军犬的狂吠、拉冲锋枪抢闩的响声和飞来的子弹。而且永远是他们有理，我们无理。
有一次，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囚犯们在修筑铁路路基。那里不是隔离区，没有界限，四周只有卫兵押着。有一个囚犯在被允许的圈子内离开大家几步，想去拿自己扔在地上的上衣，取出包在里面的一块面包。不料一个卫兵举枪就把他打死了。当然，卫兵有理。他只会受到表扬，而且，当然，他直到今天也不会后悔的。囚犯们谁也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不满。更没有向任何地方写什么申诉。(即使写了，我们的申诉也出不了劳改营。)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我们五百人到一个汽车修配厂附近去劳动。工地的一边是营区，所以这边没有卫兵警戒。眼看我们就要进入工地的大门了。这时一个叫马洛伊(这个姓有“小个子”的意思，其实地是个彪形大汉)的人忽然不知为什么离开了队伍，若有所思地朝着警卫队长的方向走去了。给人的印象是：他精神恍惚，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他没有举手，没底作出任何一点威胁性的动作，只是沉思着向前走去。这却把那个警卫队长，一个爱打扮的有点流气的军官，吓坏了。只见他转身就跑，一边尖声喊叫着，可怎么也掏不出腰里的手枪来。这时，一个拿冲锋枪的中上迅速跑到马洛伊前面。在相隔几步的地方向他的胸部和腹部打了一梭子弹，边打边慢慢向后退。马洛伊倒下之前还慢慢地继续向前走了两步。他的棉袄的后背上露出了被那看不见的子弹打出的棉花。虽然马洛伊倒下了，可是我们，整个队伍，谁都没动一动。警卫队长惊魂未定，接着就向卫兵们喊了一声，发出了命令。于是，自动步枪便从四面八万响了起来，子弹擦头飞过;事先就在四周摆好的机枪也响了，同时有许多声音，一声比一声更疯狂地向我们叫喊：“趴下!趴下!趴下!!”子弹越飞越低，有的打在障碍地带的铁丝网上。我们五百人并没有朝射手们冲过去，没有去制服他们，而是全都伏在地上，把脸埋在雪里了。就这样，在那个耶稣受洗节的严寒的早晨，我们在这种耻辱的、任人宰割的状态下，绵羊似地在雪里趴了一刻多钟。他们一高兴就可以把我们全都枪杀掉，而且不必负任何责任：可以说是企图暴动嘛!
在特种劳改营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我们就是这样一些完全被压垮了的可怜的奴隶!关于这个时期，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已经讲得不少了。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为什么几千人会这样?这些牲口都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呀，也就是说，他们还叫做“政治犯”呢!真见鬼!你们现在不是跟其他普通刑事犯分开了吗?不是集合到一起了吗?你们现在该搞政治了!为什么那么一钱不值，那么驯顺呢?
其实，这些特种劳改营里的生活本来就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开始。这里的被压迫者和压迫者都是从普通劳改营来的，他们身上都各自带着十年以上受别人压迫的、或者压迫别人的传统。原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随着活人一起转到这里来了，它们温暖并支持着每个人，因为这些人都是几百人几百人地从同一个劳改营分部转来的。他们到新地方来时普遍地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在劳改营这个世界中，人对人来说只能是老鼠、是吃人的生番，而不会是别的。他们带到这里来的只是对自己个人命运的关。心和对共同命运的完全漠然的态度。他们都准备在这里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夺取个作业班长的位子，或者能在伙房、面包房、保管室、会计室或文化教育处找到个辅助人员的优厚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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