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作业班回到营区后，我们才听说沃罗比约夫等人逃跑的情况：他们原打算驾驶一辆卡车冲出隔离区去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在砌石头。现在加强管制工棚旁边的这些小房已经有个轮廓了：这里是舒适的禁闭室，这是单人囚室，这是门斗。我们已经在这块不大的地方堆砌了不少石头，采石场供应的石头源源不断。本来嘛，石头是不花钱的，采石场和这里的人力也都不花钱，国家只拨给点水泥就行，为什么不建筑呢。
又过了一星期。对埃克巴斯图兹的四千名囚犯来说，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认清一个现实了：逃跑是发疯，它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可是，就在这时，同样是一个晴朗的天，草原上又响起了枪声：又是逃跑2!!是啊，逃跑简直像瘟疫一样蔓延着。又是一辆黑囚车驶过去：抓回了两个人(另一个当场被打死了)。这两个人(巴塔诺夫和一个矮小的年轻人)也被打得血肉模糊了。又是把他们从我们身旁，从脚手架下面拖了过去，关进了已盖好的监狱，在那里还要继续打他们，然后扒掉衣服扔在石头地上，既不给吃，也不给喝。当你看到这些被摧残得不成样子的骄傲的人时，你这个奴隶作何感想呢?难道会卑鄙地庆幸被抓到、被毒打、注定要遭殃的不是你自己吗?
“快点干!快点把这左厢房盖起来!”大肚皮马克西缅科少校对我们喊叫。
我们继续砌墙。收工后我们还会领到一碗粥的补助粮呢!
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继续在运送灰浆。凡是正在建设的东西总是对祖国有利的吧。
晚上回到生活区’，我们才听说巴塔诺夫也是想乘汽车冲出去的，汽车轮胎被枪打坏了。
现在你们这些奴隶总该明白了吧：逃跑等于自杀!谁也不可能跑出一公里。你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劳动，还是自杀?!
没过五天。谁也没有听到射击声，可是，一个新消息就像用巨大铁锤敲打整个铁铸的天空似的震惊了全劳改营：逃跑了!!又有人逃跑了!!!这回逃跑成功了!
这次逃跑发生在九月十七日，星期天，他们跑得干净、利落，甚至连晚间的点名也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掌管钥匙并负责锁门的看守查对人数时也没有发现。只是到了十八日早晨才觉得有点不对头。于是，停止派班劳动，全员清点!先是排队全体清点了几次，然后又按工棚点名，接班组数人数，然后又按每个人的履历卡片查对。这帮本来只会在会计科数工资的鹰犬们数了几次，每次人数都不一样!到这时还没弄清到底跑了几个人?谁?什么时候?从哪儿?怎么跑的?
已经是星期一的傍晚了，还不给我们吃中饭。(把炊事员也从伙房里赶出来排队，点数!)可是，我们却一点也不生气。我们多高兴啊!不管是谁，只要他成功地跑掉，就是全体囚犯的最大喜事!不管在此之后警卫人员会变得多么凶狠，制度变得多么严酷，我们都毫不怨恨。我们高兴啊!每一次成功的逃跑都是对你们这帮走狗的打击!我们的人不是跑掉了吗!?(我们盯着劳改营领导人的眼睛，心里暗暗在祝愿：可别让这些家伙捉住啊!可别给他们捉住!)
这一整天没叫我们出工，星期一就像第二个休息日一样地过去了。(很好，那些人没有在星期六跑。他们想必是考虑到了不要破坏我们的星期天休息吧!)
但是，他们是谁呢?是谁?
直到星期一晚上才传开来：跑掉的是格奥尔吉·膝诺和科利亚·日丹诺克。
我们砌的狱墙越来越高了。我们已经装好门上的横板。一个个小窗口也都砌好了。我们已经在墙上留出了上人字梁的位置。
逃跑发生后三天过去了。七天。十天。十五天了!
没有任何消息。
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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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怎么会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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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者中间有一位博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坐在自家的软椅上翻阅到我们建筑加强管制工棚这个地方时，摘下眼镜，用一个直尺之类的扁平东西啪啪地敲着书页，频频点头说：
“嗯，这个嘛，我倒相信。至于什么‘革命的微风徐徐吹’，那纯粹是扯淡!狗屁!你们这种人是任何革命也搞不起来的。革命必须符合历史的规律性才能成功。可是，现在把你们这几千名所谓的‘政治犯’单独挑出来了，结果怎么样呢?你们丧失了人的外观，丧失了人的尊严，被剥夺了家庭、自由、衣着和食物，可你们怎么样呢?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我们在挣自己的一份口粮吃。看，我们在建筑监狱呀!”
“这，很好。你们本来就该从事建设。建设嘛，总是对人民有利的。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出路。既然如此，老兄们，你们就别再自称是什么革命者了吧!要革命，必须同唯一先进的阶级相结合……”
“可我们现在不已经都是工人了吗?”
‘脱这些，没有用!这叫做强词夺理!什么叫做规律，你们懂吗?”
规律吗?倒像是懂得。真的，我懂得。我懂得：既然这不计其数的、关押着千百万人的劳改营已经存在了四十年，那么，这本身也就该看做是某种历史的规律性。劳改营存在的年头过久，里面关押的以百万计的人数过多，以至于这一切都无法仅仅用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和贝利亚的狡黠奸诈来解释了。而且用那始终在先进学说光辉照耀下的执政党的轻信和天真也是解释不通的。不过，我并不打算用这一条规律性来开导我的论敌，因为他准会和颜悦色地、笑眯眯地对我说：“我们现在谈的不是这个，你离题了。”
可他呢，他以为我真是不大懂得规律性的。他有点性急，于是反而开始给我讲解起来：
“革命者曾经一举扫荡了沙皇制度。非常简单!可是沙皇尼古拉他能够这么做吗?他敢像对你们这样压迫当时的革命者吗?!让他试试给当时的革命者缝上号码布看!让他试试……”
“不错，沙皇并没有作过这种尝试。正因为他没有这样做，所以才使那些能够在他之后这样做的人保存了性命。”
“依我说沙皇也做不到这一点，做不到!”
看来，这倒也对。沙皇不是不想做这些，而是他做不到。
按照立宪民主党人(更不必说社会党人)的通常说法，整个一部俄国史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历史。鞑靼人的暴政，莫斯科大公的暴政，嗣后五百年本国的东方型的专政和根深蒂固百分之百的奴隶制。(没有过什么全俄缙绅会议或者农村公社，也没有过什么自由哥萨克或者北方的农民阶层!)不论是“可怖的伊凡”还是“最安分的阿列克谢”，是“严厉的彼得”还是“温和的叶卡捷琳娜”，甚至包括亚历山大二世，直到“伟大的二月革命”前的所有沙皇，都只懂得一件事：镇压。镇压本国臣民，把他们像小甲虫或毛毛虫似地踩死。臣民们被这个制度压得直不起腰，一切暴乱和起义总是被压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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