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些内心的幻想还能去对谁说呢?……”他这个人无论对什么事都从来不抱怨。
走在劳改营的犯人中间，就像走在布雷区里似的，为了不以身试雷，大家都不得不用直觉的光线给每个人都拍个照片，好不被它炸死。但是，即使在这种普遍全面警戒的状态下，我还是能够在那剃得光光的头顿下面，在黑色囚服下面发现多少个富于诗意的人啊!
可是，还有多少个戒备周密而没有被我发现的呢?
还有多少个?还有几百几千个我根本没有遇到的呢?
而在这几十年间，还有多少人被你，被你这个可诅咒的利维坦扼杀了呢?!?
埃克巴斯图兹营也有一个官方的(虽然是极其危险的)文化.交往中心——文化教育科，也就是那个给所有囚犯的书上都盖上黑图章并且替我们刷新身上的号码的地方。
我们的文化教育科有个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他是艺术家弗拉基米尔·鲁德丘克，过去是大辅祭，几乎就是总主教的私人秘书了。关于劳改营的法律中，不知什么地方还保留了一条规定，还没有来得及取消它。规定是：不给有宗教职称的人剃头发。自然，这条规定并没有明文写出，因此，对那些不知道此项规定的人，还.是要剃头发的。但是，鲁德丘克了解自己的权利，所以他那棕色的卷发就保留下来了，比一般男发稍微长些。他很爱护自己的头发，就象注意自己的仪表一样。他很招人喜欢：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身材，悦耳的男低音。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大教堂主持盛大仪式的样子。同我一起来的克季托尔·德罗兹多夫一下子就认出这位大辅祭了：“他在敖德萨大教堂作过弥撒!”
但是，这个人无论在外表上和生活态度上都不像我们因犯世界的人。他是在东正教刚刚摆脱失宠状态后很快就自己掺杂进或者被人掺杂进东正教派里的可疑人物，这种人总是想方设法损毁教会的名誉。而且，这个鲁德丘克落到监狱的经过也带有些神秘色彩，谁也不了解为什么。也不知为什么他有时还给别人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怎么会没有被没收呢?)，那是他跟一位外国总主教阿纳斯塔西一起在纽约的大街上照的。在劳改营里，他自己住一个单间。他每天在派工地点嫌恶地替囚犯们描写帽子上、棉袄上和裤子上的号码，之后，便回到自己房间懒散地度过一天，有时就找一些俗气的绘画来临摹。他那里居然有一本特列嘉柯夫绘画陈列馆的复制品大画册没有被劳改营当局没收去;我就是为了这本画册才到他那里去的：想翻翻看，也许一生中再也看不到这些作品了。他在劳改营里也还照常按期收到《莫斯科教区通报》，有时还一本正经地谈论一番伟大的殉教者，或讲一些作弥撒的细节。不过，显然是装模作样，完全言不由衷。他屋里还有一把吉他，只是在他弹奏时才使人感到他是真诚的，有时他自弹自唱，声音十分悦耳：
“流浪者渡过了贝加尔湖……”
他边唱边摇晃着身子，似乎他的头上也笼罩着政治苦役犯的悲哀的光环。
一个人在劳改营里生活得越好，他的痛苦也就越细腻……
我当时对什么事都十二分地谨慎。我不再去鲁德丘克那里了。我对他没有讲过关于自己的任何事。这样，我总算象一只无害的小虫子似地逃脱了鲁德丘克锐利的眼睛。而鲁德丘克的眼睛是一双进行着观察的眼睛。
一般地说，老囚犯谁都知道文化教育科有许多眼线，是最不适于会面和交往的地方。在普通劳改营的时候，人们常常愿意到文化教育科去坐坐，因为男人在那里可以见到女人。但在这特种劳改营里去文教科干什么呢?
其实，充满“眼线”的文教科也可以为了自由而加以利用!这是格奥尔吉·腾诺、彼得·基什金、叶尼亚·尼基申三个人教给我的。
我和腾诺就是在文教科认识的。这次短暂的唯一的一次相会使我永不能忘，从此我便记住了腾诺这个人。他身材很高，体格像运动员那么匀称。不知为什么，当时他身上的海军制服和制裤还没有被扒掉(其实那已是我们这里允许穿自己衣服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肩上的海军中校的肩章没有了，身上挂着几块CX-520号码布，但是，如果立刻让他登上军舰，他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军军官。走动时露出两只长着棕黄色绒毛的手腕，两腕上都刺着花纹：一只上面刺着一个铁锚图案，它的周围有几个字母：“Liberty”，另一只上刺着“Doordie!”。除此之外，腾诺也还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眼睛遮住或者改变样子，使它不再露出骄傲和机敏的目光。他也不能隐瞒那嘴角上的微笑。(我当时还不懂得，这微笑原来意味着：逃跑计划已经拟好!)
这里是劳改营!是布雷区!可是我与腾诺两人是既在这里，又都不在这里：我正走在东普鲁士的路上，股诺则处在自己的下一次逃跑中。我们各自心里都有秘密计划的潜在能量，但这些都不能通过握手时的双手或简短寒暄时的眼睛流露出任何一点点火花!就这样，我们只交谈了两句完全没有意义的话，我就一头扎到报纸里。他就去同图马连科商量文艺演出的问题了。这个图马连科也是个苦役犯，刑期十五年，可是还让他负责文化教育科的工作。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多层次”人物。人们怀疑他是个“眼线”，但也许猜错了。对干他的行为可以作出更加微妙的心理学上的解释。
说来可笑，苦役营的文教科下面居然还要有，说得确切点是居然要建立一个“文娱活动小组”!而对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却又毫无优待和照顾。所以，除了那些不可救药的文艺迷之外，谁也不参加这类小组活动。可是，腾诺却就是这样一个“文艺迷”，尽管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没有这么坏。何况这个腾诺从到达埃克巴斯图兹的第一天起就是蹲惩戒室的。他在惩戒室请求去文化教育科!劳改营领导认为这是开始悔改的表现，就立即批准他去了……
彼得·基什金根本不是文教科的活动分子，但他在劳改营里最有名，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都知道他。和他一起劳动的囚犯都以他为自豪，因为有了他就不寂寞。基什金像是有点傻头傻脑。但他并不傻，而只是装出那副样子，人们都说：“基什金可比谁都精!”他的傻，就像童话中的傻兄弟伊万努什卡一样。基什金这种人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现象，古老的俄罗斯现象：他能够对强有力的恶人大声说出真话，能向人民指明他们的真正处境;而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某种傻呵呵的、安全的形式表现的。
他最喜欢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穿上一件可笑的绿色背心之类的衣服，到饭桌上去收拾吃剩的盘碗。这本身就是一种示威;劳改营里最受欢迎的人为了不饿死不得不在食堂里打扫盘子。他这样做还另有目的：当他还着轻盈的舞步、作着鬼脸、在食堂串来串去收集残羹剩饭的时候，人们都注视着他，他就在那些干活能手们面前散布一些不安分的思想。
例如，有时候他会在干活能手们正喝着菜汤的时候，突然把人家还没吃的粥碗端过来。当然，那人会大吃一惊，急忙抓住饭碗。这时基什金却满脸赔笑地说(他是圆脸膛，但表情有些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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