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队长们从前用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压制、强迫——已经失灵了，可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很快地想出一套新方法来的。班长的人选越来越成问题，以至于派工员不得不亲自到工棚同大家一起抽支烟，聊聊天，顺便向大家请求。“小伙子们，作业班总不能没有个头头吧。这可不像话呀!嗯?你们随便选一个吧，选出来，我们马上批准!”
后来，这种情况更严重了，因为一些班长开始往加强管制棚里逃跑，好在石砌的监狱里找个藏身之处1不只是班长，还有象阿达斯金之类的施工员吸血鬼，还有一些眼线，他们在暴露之前或者在感到事情不妙、名单就该轮到自己的时候，也会大吃一惊，急忙逃跑到加强管制工棚里去!这些人直到昨天还在人群中装好人，还在言语和行动上表示自己赞成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囚犯中间谁敢不这么说!)，昨天晚上他们还同大家一起睡在公共工棚里(其实，昨晚睡着了吗?是不是在那里紧张地思考对策，随时准备着闪开刺过来的刀子，并在暗中发誓这是最后一晚住在这里了呢!?)，可是今天却突然不见了。于是，值目的囚犯得到命令：把某人的东西收拾一下，送到加强管制工棚去!
这是特种劳改营生活中的一个新时期，它既可怕，又有趣。现在不是我们逃跑，而是他们从我们这里跑掉;从而使我们这里净化!这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空前的、不可想象的时期：那些昧了良心的人夜里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了。报应已经不再等到来世，不等待历史作出判决，而是一把刀子明天早晨就会使你得到报应，这报应是可以感觉到的，活生生的。光明正大者感到脚下的营区土地柔软而温暖，叛徒则感到脚下的土地像针毡，像在燃烧!这种情况只有在童话里可以想象得出，而对于营区以外的空间，对于我们的外界自由社会来说，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是过去从未看到过，或许将来也不可能看到的。
阴森森的石砌加强管制工棚早已经扩建完了。小小的窗孔外面装着罩斗。它阴冷、潮湿、黑暗。周围是大厚木板筑接起的坚固围墙。劳改营主人为了关押那些不听话的、逃跑的、顽固不化的、牢骚满腹的勇士们而精心建造了这加强管制工棚，不料如今它竟忽然不得不接受眼线、吸血鬼和凶恶的打手来休息养老了!
应该说，第一个想到去找契卡人员的人，想到凭着自己长期忠实的效劳而请求他允许自己躲进石头房子。从而逃避人民那愤怒惩罚的人，还是相当聪明的。人们自己要求住进更严格的监狱，不是逃出监狱，而是逃进监狱，自愿地同意不再呼吸新鲜空气、不再见到阳光，——这种情况似乎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呢!
劳改营首长和行动人员对于最初逃进来的几个人表示了同情，倍加爱护地把他们收留起来;毕竟是自己人嘛!给他们在加强管制工棚里挑选了最好的房间(一些说话刻薄的人把这种地方叫作“储藏室”)，给他们发了床垫子，命令把他们屋里的炉子烧暖和点，允许他们每天出来散步一小时。
但是，“继第一批聪明人之后，不那么聪明但却同样渴望活下去的人们也跟上来了。(某些人逃跑时还没法替他保留面子：谁知道呢，说不定将来还得回来同囚犯们住在一起?大辅祭鲁德丘克逃进加强管制棚之前就有过一场表演;晚上熄灯号之后，几个看守突然来到他的房间表演了一场严格搜查的戏，甚至连床垫子都撕开了，然后就“逮捕”了鲁德丘克并把他带走了。不过，囚犯们很快就确切地得知，这位喜爱绘画和吉他琴的骄傲的大辅祭也住在拥挤的“储藏室”里)眼看这种人已经有十名，十五名，二十多名了!(我们用劳改营长官的姓给他们命名为“马切霍夫斯基班”。)于是，不得不压缩有效面积而开辟第二个“储藏室”。
不过，眼线只有当他们混在群众中间而没有被发现的时候才是需要和有用的。眼线一旦被发现就一钱不值了，他们再也不能在这个劳改营里起作用。因此，现在只好让他们在加强管制工棚白吃饭。他们又不去参加劳动，毫无益处。不行，就算内务部对他们慈善吧，也总有个限度吧!
于是，当局就制止了这股求救的水流。来迟了的。对不起，你就留在工棚披着羊皮等待那一刀吧。
告密者也像是摆渡的船夫：这时需要你，事后不相识。
劳改营当局关心的是对应措施，是怎样才能制止囚犯们这可怕的运动，并且挫败它。他们习惯于做的，也是他们实际上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草命令。
这些掌握着我们的身心的人们最不愿意承认我们的运动是政治运动。因此，在那些气势汹汹的命令中他们把已经开始的这个运动统统称之为匪徒活动(这些命令由看守们到每个工棚里来宣读);，大概他们觉得这样称呼比较简单、容易理解，也更亲切吧。不久前，他们把真正脱匪徒冒充“政治犯”送到我们中间来当“眼线”，现在呢。相反，政治犯——第一次成为政治犯的人——却又被叫作“匪徒”了。命令里只是笼统地宣布：一这些匪徒必定会被发现(眼下还一个也没有发现!)，而且(更没有把握地说)这些人将会被处决!命令里甚至号召囚犯们起来谴责匪徒们并同他们进行斗争!……
囚犯听完传达之后，各自暗笑着散去。“劳改营军官们不敢把政治性的东西称为政治性的(虽然三十年来一向是不管侦查什么案件都任意扣上“政治”帽子的)。这使我们感到了他们的虚弱。
这确实是虚弱!把运动称为匪徒行为，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诡计。这样一说，劳改营当局就没有责任了。否则，它怎么竟然使得劳改营里发生了政治运动呢!?这样说的好处和必要性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因而上面也开始使用这种提法了：从州内务局和劳改营管理局到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内务部本身都是这么说。一个非常害怕公开报道消息的制度必然会喜欢同样地欺骗自己。如果被杀死的是看守或军官，那他们就无法回避适用第五十八条第8分条《恐怖行动》，不过，那他们也就可以很容易地判处枪决了。现在，他们看到另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可以把特种劳改营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描绘成“狗咬狗的战争”(“母狗战争”)，这是震撼过整个普通劳改营的，也是由古拉格群岛的领导当局自己发动起来的战争。
“狗咬狗的战争”值得在本书中单独写一章，但为此还需要收集许多材料。我只好请读者去阅读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研究报告《罪恶世界随笔》，虽然那里面写得也不够全面。
简单地谈谈吧。“狗咬狗的战争”(“母狗战争”)大约爆发于一九四九年(经常发生的小偷与“母狗”〔狗腿子〕之间个别人的互相残杀又当别论).一九五———一九五二年间曾大打特打。那时，盗贼世界分化为各色人物的小集团：除了纯粹的小偷和“狗腿子”之外，还有：不择手段派(“不择手段的窃贼”)、所谓“马赫诺分子”、大捞派、酿酒派、“小红帽”、魔手派、带棍派以及其他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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