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这些军官不是坏人，他们也是人，只是因为他们担负的这种狗差事才……各个项目都已填完，最后对每个人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嗯，那么你B已希望住在什么地方呢?是你父母住的地方，还是你从前住的地方?……”
“什么?我……就住在第七号工棚呀……”囚犯睁大眼睛回答说。
“这我们当然知道!”军官们笑了。“我们是问。你希望住在什么地方?比方说吧，假如把你释放了，那么给你的证件上该填你要在哪儿落户呢?”
囚犯感到天旋地转，眼前是阳光、彩霞……他的头脑懂得，这是梦，是童话，这不可能，他的刑期是十年或二十五年，什么也没有改变，他满身泥土，明天还要被赶到工地去劳动。但是几个军官，包括两名少校，却明明坐在面前不慌不忙地、深表同情地继续在问：
“你到底想上哪儿去，上哪儿?你倒说一个地方呀。”
囚犯的心脏跳得更快了，一种感激的暖流流遍周身。于是他就像个羞红了脸的男孩要说出自己心爱姑娘的名字似的，说出了内心中的秘密，说出了如果他不再是身带四块号码的、可诅咒的囚犯的话，他希望在什么地方度过自己的余年。
军官们把这个地点也记下来了!命令叫下一个人进来。而头一个人便疯人似地跑到走廊里，急不可待地把刚才的事情讲给同伴们听。
队里的人一个接一个被叫进屋里，回答友善的军官们提出的问题。五十个人中间只有一两个人苦笑了一下，回答说：
“呆在这个西伯利亚一切都很好，只是气候热些。能不能把我送到北极圈内去?”
或者说：
“请您这样写上：我生在劳改营，也要死在劳改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
军官们就这样同两三个班谈了话(全劳改营共有二百个作业班)。劳改营的囚犯兴奋了好几天：他们有的还争论呢!尽管一半人从未相信这一套。这种时候过去了!委员会后来再也没有找人谈话。其实，给囚犯“照像”并不花费什么钱，只是用没装胶卷的照像机咔嚓一下就行了。但是，要一组军官坐在那里亲切地向这些面貌可憎的囚犯问话，他们实在受不了。既然受不了，那么这一无耻的欺骗手段当然也就未能奏效。
(不过，还得承认，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一九四九年建立这类严格管制的劳改营时，当然有过永久性计划。但是，曾几何时，一九五一年，它的主人们就不得不煞有介事地表演这类亲切的把戏了。还需要有什么样的成功呢?为什么在普通劳改营时代他们没有被迫作这类表演呢?)
于是，刀子又开始闪光了。
于是，主人们决定：抓人。没有眼线，他们摸不准应该抓谁，但是，大概总有些怀疑对象和想法吧(说不定还是有人秘密地给他们通消息)。
一天，收工之后两个看守来到工棚，像是例行公事一般对某个囚犯说：
“喂，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跟我们走!”
这个囚犯看了看周围的同伴，回答说：
“我不去。”
可不是嘛!对于这种极为平常的抓人，或者叫逮捕，我们是从来没有反抗过的，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原来，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啊：我不去!我们这已经得到解放的头脑现在终于懂得这一点了!
“为什么不去?”两个看守走到眼前来了。
“就是不去!我在这里呆着满好。”囚犯坚定地回答。
“他应该去哪儿?……为什么必须去?……我们不放他走!……不放他走!……你们走开!”工棚里四面八方都说话了。
看守们踌躇了一会儿，走开了。
他们又在其他工棚里试了试同样的办法。结果一样。
豺狼们明白了：我们已经不是从前的绵羊。现在他们抓人必须借助于欺骗手段，或者在岗楼里干，或者为了一个人而抓全班。想从群众中把一个人拆走，那是办不到的。
我们清除了污秽，我们摆脱了监视和偷听，我们翻身放眼一看，明白了。我们的人成千上万!我们是政治犯!我们能够抵抗!
我们选定了眼线、告来者、叛徒这个环节开刀，抓住这个环节拉断整个锁链.这选择该是多么正确风过去就是我们中间的人在妨碍我们生活。就像古代的祭坛上一样，他们的血流出来了，我们消解了沉重的诅咒。
革命在高涨。原来似乎一度停息了的革命的微风，如今像飓风一般吹进了我们的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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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摸索前进，扯断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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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与我们的警卫者而开的那条地沟，如今已经塌陷成一条深谷了。我们双方站在这深谷两边的斜坡上彼此打量着，都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了
说我们“站在”斜坡上，当然是形象的说法。实际上我们仍旧每天由我们的新班长带领着走去出工。(新班长或者是秘密选举出来、事先约定他要为大家服务的;或者还是原来的人，但现已变得十分通情达理、友善和关心群众了。)我们出工时并不迟到，大家尽量不给别人制造困难，也不再有人拒绝劳动。每天完成工作定额。看来，劳改营主人完全可以对我们团到病愈。我们也似乎可以对他们感到满意，因为他们近来根本不再大声训斥和威胁了，也不再借口一些琐事就关人禁闭;好像也没有注意到我们见了他们不再脱帽了。如今，马克西缅科少校往往一直区到早晨派工之后才起床，傍晚收工时则常常等在岗楼附近，趁我们等待搜查的工夫同国犯们开一两句玩笑。他吃得他抱的。乐呵呵地望着我们，就像塔夫利亚地方的牧主望着草原上放牧归来的无数羊群一样。星期天偶尔也给我们放映电影、不过，修筑“长城”的劳动仍然十分繁重。
尽管如此，我们双方还是都在紧张地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不可能长久维持现状：不论我们还是他们，都感到有所不足。总要有一方发起进攻。
但是，我们还想争取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把憋在心里的话全部毫无顾忌地公开说出来。(尽管仅仅是在劳改营隔离区的范围内，尽管一生中这么迟才享受到真正的言论自由，但这种享受毕竟还是甜蜜的!)难道我们能够指望把这样的自由扩展到隔离区之外，或者带着它到外界去吗?不能，当然不能。我们还能提出什么别的政治要求吗?想也想不出来!且不说这是没有希望或不起作用的吧，简直就是想不出!身处劳改营中，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国家发生全面变化，也不能要求它取消劳改营，否则，人们会从飞机上朝我们扔炸弹的。
我们能够提出的自然而合情合理的要求只是：重新审理我们的案件，撤消毫无道理地强加给我们的刑期。但是，好像这也是毫无希望的。当前恐怖的臭气弥漫全国，越来越浓，在这种气氛中，法官们会觉得对我们大部分人的判决是合理的，而他们似乎也成功地使我们相信了这一点!再说，对案件进行复查似乎也提得很不具体，使群众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利用“复查”欺骗我们是最容易的：许诺，拖延，再派人来重新“调查”，这就可以拖上几年。即使是突然宣布要释放某人并且从工棚把他领走了，我们怎么知道不是把他带去枪毙，不是押往别的监狱，不是又给他判了新的刑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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