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看守们终于发现有些不对头了，有人就顺着响声跑到加强管制工棚房后的阴暗处去察看。不看则已，一看不得了，转身就向营部工棚飞跑。有的囚犯看见了看守，就拿着木棍追赶。这时，便全面开花了：有人用石块或木棍砸营部工棚的窗子。窗玻璃哗哗啦啦地破碎，那声音清脆、轻快，也令人感到威胁!
其实，人们最初的意图并不是暴动，甚至无意夺取强管棚，因为这并不容易。他们原来只打算砸开眼线房间的窗子，从窗子往屋里浇上汽油，然后把火扔进去，意思是;尝尝我们的厉害，我们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强管棚的围墙上已经打开一个大洞，十几个人闯进去了。人们跑来跑去，寻找眼线们住的房间(可不能弄错!)，还要把窗外的“笼口”打掉，踩着肩膀爬上去，把汽油桶传过来才行。这时了望塔上的机枪朝营区开火了。终于没有来得及点火。
是刚才跑掉的看守和劳改营长官马切霍夫斯基向警卫营报告了(马切霍夫斯基也被人拿刀追得抱头鼠窜。他从总务处库房旁跑到围墙角的了望塔下，边跑边喊：“腔里塔，别打枪，是我!”好容易才穿过了前沿地带)。警卫营营部(我们现在上哪里去打听当时的指挥官姓名?!)立即电话通知各了望塔用机枪扫射——朝着全营区三千名手无寸铁的、对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的人们开火!(例如，我们这个班当时正在食堂，听到突如其来的机枪声十分奇怪。)
是命运在嘲笑人吗?这个事件正好发生在新历一月二十二日，即旧历的一月九日，直到前一年的日历上还把这个日子作为血腥的星期日沉痛地用黑框框起来呢。我们这次是血腥的星期二。而就场地来说，这次可比彼得堡的场地宽敞多了：不是广场，而是大草原，而且这里没有见证人，既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外国人。
哨兵们在昏暗中朝着营区胡乱开枪。不错，射击的时间不长，而且大部分子弹也许是朝高处打的，但是朝低处打的也不少：对每个人来说难道需要很多子弹吗?子弹穿过工棚的薄墙伤害的不是那些冲击劳改营监狱的人，倒是一些完全无关的人，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而受伤的人却不敢去医务室包扎，只得瞒住身上的伤口，让它像狗身上的伤痕一样自己长好，因为他怕主人根据枪伤把他定为暴动参加者。当局总得从这些外表上一样的人们中间揪出一些来治罪呀!九号工棚有一个老头儿被打死在自己床上，他的十年刑期眼看就满了，过一个月就要被释放。他有两个儿子就同那些从了望塔上朝我们射击的士兵们在同一种部队里服役。
冲过去的人迅速逃出了监狱院子，四散逃回各自的工棚(还得急忙把木梁和十字接头重新安装到床上，不能被人发现痕迹)。有些人听到枪声后认为应该坐在工棚里不动，有些人则相反，急忙跑到外面去，盲目地在营区打转，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全营区看不到一个看守的影子，军官们也全不见了。营部的房间空空的，打碎的玻璃窗张着大口，有些恐怖。了望塔上的机枪不响了。个别好奇的人在营区内无目的地游荡，企图弄清真实情况。
我们劳改点的大门霍地打开了，一排警卫部队的士兵端着冲锋枪冲进来，任意打了几梭子弹。冲锋枪手进入大门后立即扇形散开。他们后面紧跟着一批怒容满面的看守，手持铁管、木棒之类随手抓到的武器。
他们在搜索整个营区，波浪式地向各个工棚迫近。冲锋枪沉默了，士兵们站住了。这时看守们便跑向前面，抓到一些受伤的或躲藏在角落里的人劈头盖脸狠狠地殴打。
其一切我都是后来才了解到的。当时只听到营区内响起密密麻麻的枪声，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弄不明白。
我们工棚门口挤了很多人，囚犯们争先恐后地尽快往工棚里挤，反而谁也进不来(倒不是人们认为工棚的木板墙可以防止枪弹，而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已经不再是造反者了)。我这时正站在门前台阶上。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感到一种对于命运的厌恶的漠然态度，一瞬间对于得救或死亡似乎完全无所谓了。你们这些该诅咒的家伙为什么老是纠缠着我们不放?我们生在这个不幸的国土上，一辈子蹲你们的大狱，就活该在你们面前有罪到死吗?丑恶的苦役生活使我把一切都看得谈了，厌倦了。甚至我平日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心中的、尚未记录下来的诗篇和剧本此时也都无所谓了。因此，当死神藏在士兵的军大衣下面从营门向我逼近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想往门里挤。这也就是当局迫使我们养成的那种苦役营囚犯的基本心理状态。
门口空出来了，我们几个人最后走进去。这时，忽然听到身后响起一排枪声，因为我们已进入屋里，枪声显得特别大。三颗子弹擦过我们的身子并排打在门框上。第四颗子弹飘起来打在玻璃上，穿了一个周围带许多细小裂纹的小洞。
迫害者们并没有跟着我们进工棚，而是把门反锁上了。他们在营区继续搜捕并殴打那些来不及跑回工棚的人，大约二十多人受枪伤和被打伤。有些人隐瞒了自己的伤，有些则被送到医务室去，这些人下一步的命运就是;监狱、追查参加暴动的经过。
但是，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天夜里工棚一直锁着，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早晨，也没有允许各工棚的人在食堂见面：担心我们互相串联、摸清情况。有几个工棚里无人受伤，他们也不了解打死人的事，所以这天旱晨便又去上工了，包括我们这个工棚在内。
我们出工了，但在我们之后没有一个作业班出来。工厂的生产线上空空的。派工员也没有来派工，我们受骗了!
这一天我们在机械制造厂里根本没有心思干活。伙伴们在机床之间串来串去，或者坐在一起猜测昨天发生的事。同时也在讨论：我们这样当牛作马、忍气吞声到底何时是尽头。可是，已经被永远地压弯了腰的老囚犯们却反问道：不忍受又能怎么办?难道从前没有人被摧毁压垮过吗?(这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那些人们的人生哲学。)
傍晚我们下工回来时营区里也是空荡荡的，没有人走动，探子们很快就从其它工棚的窗下探回了消息：第九号工拥有二人被打死，三人被打伤，他们和旁边的工棚今天从早晨就没有出工。主人们把我们出工的事告诉了他们，指望他们明天能出工。但是，现在很明显：明天我们也不会出工了。
给墙那边的乌克兰人也扔过去几个纸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支持这一行动。
一次没有准备的、甚至在思想上也还没有考虑成熟的绝食罢工就这样在没有指挥中心、没有商定联络信号、发育不全的状态下开始了
后来，其它劳改营的做法是先掌握食品仓库，然后拒绝出工，那当然比我们的做法聪明多了。我们的做法虽说不甚明智，但却显得更有气魄：三千人同时拒绝了面包，也拒绝了工作。
早晨，没有一个作业班派人到面包房去取面包，没有人去食堂吃现成的粥和菜汤。看守们完全莫名其妙，他们三番五次地跑来催促我们去吃饭，一会儿威胁着赶我们去，一会儿又好言相劝：暂时只要求先去吃饭，只字不提出工劳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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